乾嘉学者古音学中的方音思想

乾嘉学者古音学中的方音思想

摘要：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尽管这套方法在二十世纪初才引入汉语的古音研究并对汉语的研究起了很

大的推动作用，但实际上，清人很早就认识到运用方音与共同语的差异来研究上古音。本文搜集清代古音学家的语言学理论，对其思想中有关方音的部分进行系统的梳理，力证中国学者虽未明确提出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没有理论性和规律性的总结，但在具体的例证中已经包涵了这一思想。

关键词：上古音；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音；清代古音学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5-0-02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观堂集林·卷八·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对清代的古音学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陵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如高邮王氏，栖霞郝氏之于训故，歙县程氏之于名物，金坛段氏之于《说文》，皆足以上掩前哲。然其尤卓绝者则为韵学。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廿二部之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故、名物、文字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原斯学所以能完密至此者，以其材料不过群经诸子及汉魏有韵之文，其方法则皆因乎古人用韵之自然，而不容以后说私意参

乎其间。其道至简，而其事有涯；以至简入有涯，故不数传而遂臻其极也”，王氏此言甚确！清代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辉煌时期，古音学家对先秦汉魏材料进行客观归纳，得出了丰硕的成果，建立了科学的体系。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语言发展研究的深入，产生了新的理论、方法、原则，乾嘉大师们的学说遭到了检验和挑战。起源于十九世纪初的历史语言学是欧洲的语言学家运用历史比较

的方法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构拟和重建了原始印欧的共同语。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一理论方法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语言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历史语言学的核心和基础。

历史比较法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前提的，就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或同一语言的各个方言是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语言分化的结果，亲属语言间或方言间的差别是历史演变造成的。但是语言变化又存在着规律性和不平衡性两个特点，因此亲属语言间或方言间的差别有的代表不同的发展方向，有的代表同一发展方向的不同阶段。综观语言发展的历史，各语言间或方言间存在的对应规律很好地体现了语言从古到今的变化过程。“语言的空间差异反映语言的时间发展，说明语言的发展同时表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从语言的空间差异探索语言的时间发展就成为历史比较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主要就是依据这一方法论原则而取得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深谙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把语言的空间差异和时间发展相结合，即以《切韵》为枢纽，下联现代的方音，上推

先秦古音，突破传统音韵研究只注重书面材料的局限，为汉语语音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而在中国，清代的古音学家们由于传统治学方法的局限，并没有明确提出系统的规律和理论，却在对材料的实证中偶现这一理论思想的光辉。

明朝的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自序》中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又有《读诗拙言》：“一群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变，系乎时者也”，可以说古人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语言的时间、空间发展。对清代古音学有筚路蓝缕之功的顾炎武率先以《诗经》及其他先秦韵文的押韵情况来考证字的韵部。但他在《音论》中同样说到：“古诗中间有一二与正音不合者，……如箕子《洪范》以‘平’与‘偏’为韵；孔子系《易》，于屯，于比，于恒，则以‘禽’与‘穷、中、容、凶、功’为韵；于蒙，于泰，则以‘实’与‘顺、巽、愿、乱’为韵。此或出于方音之不同，今之读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又在《诗本音》卷四中说：“侵韵字与东同用者三见：此章之‘阴’，《荡》首章之‘谌’，《云汉》二章之‘临’；《易》四见：屯、比、恒象之‘禽、深’，艮象传之‘心’；若此者，盖出于方音耳”，可见，他是注意到古代韵文中的不合与方音是有联系的，而他的这一思想也启发了后来的很多学者。

审音派创始人江永在其有关先秦古韵的《古韵标准》中说：“审定正音乃能辨别方音，别出方音更能审定正音。诸部皆当如此”，他也注意利用方音研究古音，指出“大抵古音今音之异由唇吻有侈

弇，声音有转纽，而其所以异者水土风气为之，习俗渐染为之。人能通古今之音，则亦可以辨方音。入其地，听其一两字之不同，则其它字可类推也”。因为“江永认为，从道理上讲，古音本来就存在于方音之中。他说：‘古岂有韵书哉？韵即其时之方音，是以妇孺犹能知之、协之也。’但方音本身也是变化的，‘音既变矣，文人学士骋才任意，又从而汩之，古音于是益淆讹如棼丝之不可理。’这又等于说，如把王畿成周之雅音也看作方言之一种的话，研究古音就是研究上古时代的方音，‘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古音的变化就是方音的变化。”他的这种看法是极其高明的，也把这一创见实践在古音研究中，把《诗经》等先秦韵文中的特殊韵例看作“方音偶借”，把古音研究与辨析方音统一起来，从保存的方音中归纳古音韵部。

考古派的代表段玉裁只重视《诗经》押韵材料本身的研究，考证出支脂之分用、真文分用、尤侯分用和平入分配。但他束缚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没能吸收方音材料中的有益成分来支撑自己的结论，不能不说这是个遗憾。段玉裁的老师戴震虽成果在学生之后，但却深受老师江永学说的影响，在《声韵考》卷三中认为：“音有流变，一系乎地，一系乎时。系乎地者，在古人即非一读，……五方殊语，随声气转变，见于六经者，遽数之不能终其物。六书之谐声假借，《诗》之取韵，各因其声。类中一二字由它类流变而入者用之，非举此两韵字尽通也。其流变所入，各如其方之音，在古人不訾为非正音，不疑其误。盖列国之音即各为正音，不可强而齐之也”，这

样的思想，就是承认古代韵文中与正音不合的读音其实是方音的读法，既不必怀疑它们的正确性，也不必强而改之。

到了钱大昕，方音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给段玉裁的信（《与段若膺书》）中说：“声音之变，由于方言，始于一方而偏于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即间有一方尚存古音，终不能胜海内之口”，可见，他承认方音中存有古音，可以从所存的方音中考求古音。他在古声母的研究中也是这么做的，除了对文献材料的对勘、归纳，还对方音中尚存的古音进行参照，提出的“古无轻唇音”和“古无舌上音”之说是清代古音学的古声母研究中的定论，在群星灿烂的清代古音学者中占有无可取代的一席之地。

江有诰是清代古音学的集大成者，他在《等韵丛说》中说：“吾歙县方音出于乡者十误二三，出于城者，十误四五，盖乡音邃古相承无他方之语杂之，故多得其正，城中间杂官音，官音之正者，不知学其不正者多学之矣”，他在此处指出方音还有城乡之别，已经进一步地了解到城里的方音受到官音的影响，而乡间的方音能保持古代的读音，“故多得其正”。江有诰对语言接触会相互影响的观点与现代历史语言学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能不说是清代古音学思想的又一个闪光点。

总之，尽管清代古音学家们埋头于古代文献的考证，局限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没有提出科学、系统的理论原则，但他们能发现方音与古音的对应规律，各人在没有统一理论思想的指导下不约而同地得出相似的看法和种种结论，说明这一规律是科学的。他们传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