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的“湘西世界”

二、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元素
谈到一个世界，无外乎两个面，一个是精神世界，一个是物质世界，“湘西世界”也不例外。通过接触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不难发现，他骨子里的浓郁的乡土气息总是不经意在他的笔下流淌，徘徊不散，似乎他许多文章的结束语都应该有这么一句：我是真切的眷念着家的人。写到他的湘西，总不会忘记提到常德的船和沅陵的女子在沈从文倾心构造的这个独特、多姿多彩的湘西世界里，寄托了他的审美理想，他在古老的生活节奏和情调中，塑造了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的人，讴歌人生的自然性、自由性、自在性以及自得其乐的人生境界，力图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形式。”然而，只要是忠实于生活的，即使是以歌颂理想为宗旨的浪漫主义作家，也不能对现实无动于衷，他的作品也不能不折射出他所生活的时代，当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农村，都市文明也开始进入闭塞的湘西时，他敏感的心灵不能不受到强烈的震动，不能不发出对于都市文明侵袭下传统美德沦落的感叹。然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自然美、风俗美和人性美的有机结合,使人感受到超脱现实的平和与静谧,充满了牧歌情调。这种牧歌情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他耀人的家世、贴近自然的童年、见识广博的行伍生涯的综合影响,也得益于浪漫瑰丽的湘楚文化的滋养和熏陶。而当回忆湘西的灾难历史,目睹民不聊生的现实时,沈从文看到的是湘西的愚昧落后和腐败堕落,由此对湘西的未来乃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充满了隐忧。他这份对人性、现实社会、民族命运的忧思构成了牧歌作品里的哀调。沈从文用自己的文字尊奉人性,赞美健康、优美、自然的人生形式,并借此探求人的重造、民族品德的重塑。在这种文学观关照下,他往往越过现实人生的“血与泪”,用更深邃、更宽容、更悲悯、更温暖的心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价值,表现人性的复杂,使牧歌和哀调在作品中得到和谐统一。
（二）沅陵的女子
“这些女子一看都那么和善，那么朴素，年纪四十以下的无一不在胸前土蓝布或葱绿布围裙上绣上一片花，且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别出心裁，把它处置的十分美观，不拘写实或抽象的花朵，总是那么妥帖而雅相。再轻烟细雨里，一个外来人眼见到这种情形，必不免在赞美声中轻轻叹息，天时常常是那么把山和水和人都笼罩在一种似雨似雾使人微感凄凉的情调里，然而却无处不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一面。” 1这是《湘行》中的一段话，毫无疑问，这里的女子美成一种自然，美成一种和谐。当然，这是沈从文笔下女性之一种，也是湘西众生相里的美好面的代表，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描绘：走在繁忙的街道上，看到的多是女子忙碌着，很少见到男子的身影，勤劳能干的天性被她们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湘西那穷山恶水的地方，她们的命运却令人感慨万千。通过阅读沈从文的作品大概对其中提到的女性的悲剧命运做了简单总结：
1.顺从习俗做童养媳，任命运摆布，稍有越轨便受家族惩处，“萧萧”就是典型代表，“出嫁，生子，完成承宗接祖的使命。”后因受诱惑与长工花狗“野合”有了孩子，就面临“沉潭”，“发卖”还有“二嫁”的悲剧命运。
2.不安分女子为追求爱情自由而遭遇野蛮习俗迫害，重者沉潭，轻者远嫁，有的因抑郁，神经失常或落洞，即失恋以后，以神为夫，有的自杀，或堕落为娼妓，如巧秀母女。
3.有钱人家女子可到城里读书，到一定程度就只有两种选择，大部分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做当地的小学教员或县党部委员妻子，与所谓的绅士封吏合流，小部分受进步思潮影响，较为激进，在家乡难以立足，就投入革命，远离家乡。这种人基本很少会出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
娼妓是湘西世界中黑暗苦难现实的一个直接承载者。为了维持艰难的家庭生活，她们被迫出卖自己的身体，忍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更有部分女子已经为人妻为人母，沈从文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节，丈夫定期去看自己的妻子，而自己的妻子刚好在做“生意”，这时，我会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在湘西那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活着，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种幸福，身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她们经历了太多的生活给她们的磨难，因此，娼妓的行为不仅没有让我们觉得有伤风化，反而让我们觉得她们的灵魂比那些从事所谓“体面”工作的人的要高尚纯洁得多。
（三）湘西的船夫及异类人
通过阅读沈从文的作品，不难发现，他接触的最多的是船夫。受湘西地域影响，水系发达，多长江大河，山又多为险峰，船就成了最为实用和便利的交通工具，船夫也就成了最热门的工作，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中的所见所闻也多囿于船夫。船夫是一群可爱可敬的人，有的年逾六旬，仍健武有力，宝刀未老；有的正值壮年，精力充沛；有的年纪颇小，却行为老练，每种人有每种人的命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然而，当船遭遇浅滩或受阻于洪水爆发时，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跳进河中，排忧解难，一去不返，或许会让人惊讶于他们如此轻贱生命，可是，就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来看，他们认为这是船夫的责任，并且，勇敢的好男儿都会这么做。
“大大夫”，也叫“先生”，是湘西中独具神秘色彩的一类人，沈从文在《湘行》中是这样描叙他们的：一外来人，在那山城中石板作成的一道长街上，会为一个矮小瘦弱，眼睛又不明，听觉又不聪，走路时匆匆忙忙，说话时结结巴巴，那么一个平常人引起的好奇心。一切像个乡下人，像个官能为嗜好与毒物所毁坏，心灵又十分平凡的人，一种混合了古典热诚与近代理性在一个特殊环境特殊生活里培养成的心灵。如果有幸与这种人见面，一定会震撼于湘西世界留在他们身上的沧桑历史感。
船夫和娼妓是最有故事的人。每当船到码头或沿路停歇时，总会有几个小伙子耐不住片刻的寂寞，寻往有吊脚楼的地方，期盼那里会有年轻貌美的姑娘正在梳洗打扮，不定然彼此就能找到说得上心里话或悄悄话的人，就此定下终生幸福，临开船时，双双执手不舍，相约成誓，一对有情人彼此等待守候，这大概算是湘西独具特色的一种恋爱方式吧。
（二）边城人性
沈从文厌恶城市畸形的生命，礼赞湘西自由的生命。他笔下的大多数湘西边民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蕴涵着原始性的雄强的生命力，尽管这种生命力往往也包含着许多堕落行为，如野合、嫖妓、卖淫等，他们是正常大胆地排泄生命的涌动，他们求得了生命力的和谐。这是一种生命粗犷的表现，更是对普遍人性的洞察，充满诗意的柔情，处处闪耀着生命的火花。
湘西边民与都市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乡下人的两性之爱是一种自然和谐的人事关系，不受人为的虚假的道德观念及其他清规戒律的束缚，敢于大胆地表达他们健康的欲念和行为，表现他们在情欲上的热情、犷悍和勇敢。一切都是痛痛快快，一切都是潇潇洒洒。这里没有彬彬有礼的繁文缛节，也无有气无力的缠绵悱恻。有的只是轰轰烈烈，有的只是生命强力。表现出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船上的柏子与楼上的女人，一旦相会，一个月的精力与积蓄，便统统交给了官能的上帝，他们“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却不曾忘却灰暗生命中这最辉煌的绚烂（《柏子》）；身强力壮的王五当听到要移防的消息，便直奔十里外与情人相会，务必在情欲上达到满足（《参军》）；四狗可不管什么诗书礼义，一旦感觉到自身的力量，便把天上的彩虹化为自身的陶醉（《雨后》）；约定洞中与情人相会的媚金因误会爱人的失约而插刀自尽，情人豹子来后得知原委，也毫不犹豫地与之同命（《媚金·豹子与那羊》）；而正当青春年华的老板娘黑猫，既然有权爱她的丈夫已经“安安静静睡到土里四年”，那么谁又能阻止、指责她的春心萌动？和一个熟客悄悄作一阵“顶撒野的行为”也只不过是生命的一种平常冲动（《旅店》）；寨主的儿子傩佑和他年轻的情人，为了反抗不合理的魔鬼习俗，守护爱情的纯洁，在神圣的结合后，含笑同赴另一世界（《月下小景》）。他们在情爱上的热烈勇敢，足以让那些“文明”的城里人目瞪口呆。而在湘西人独特的道德观念中，只要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就合乎“道德”，而违反人的自然本性，就不“道德”。 这种超越了世俗观念的湘西社会观念作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与都市文明乃至传统道德对人肉体欲求的极端压抑，和那虚伪的贞洁观相比，他们无疑是健全人性的代表。沈从文在这里以性爱为焦点透视社会人生，并旨在与都市世界人性压抑与扭曲的虚伪的两性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从而获取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然而，沈从文所醉心的人性，并非启蒙主义强调的理性的人性，而是自然状态的人性，沈从文更多的作品则是将湘西原始的野性作为自然之美展示给我们的。他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而对都市人的雄性的“雌性化”，异化的道德，萎缩的生命力表示无情的嘲弄。对于沈从文来说，原始野性和纯真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他沉酣于拙朴的“边城世界”，歌颂未被都市文明扭曲的质朴率真的人情人性，他曾自豪地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样式，与城市中的人截然不同。” 3沈从文把美好的事物赋予逝去的时间，并向过去频频的深情回首，流露出原始主义的思想倾向，以原始的态度批判现代文明，以人性的尺度批判文明的进步对人性的戕害，这是对乐观的进化论思想的超越。
（一）常德的船
常德的船有各种类型，诸多变化。有三桅大方头船，专作装盐用，船体较大，也叫“大鳅鱼头船”；有专门运粮食越湖的乌江子，显得如白面书生般的秀气斯文；有如北方汉子般霸气外漏的洪江油船；有只行驶在酉水一带的白河船；有制作单薄脆弱并缺少个性的辰溪船，也叫“广舶子”；还有如水鸟般轻巧快捷的洞河船，在河面上掠来掠去；还有秀拔灵便的麻阳船；有专门载客人来往于桃源密境的桃源刘子，更有甚者，集众家之所长，做各种生意。那里的船承载了沈从文太多的回忆与情思，《边城》里摆渡的翠翠，在船上营生的娼妓，靠拉船过活的青年和老人，在《湘行散记》中，沿路的风景便是在船上所见。更为客观地说，湘西那里是多山多水的，而船的确是那里最便利的交通工具，是否沈从文觉得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船的飘零有几许相似，那就不得而知了。
一、沈从文的生平和文学创作
沈从文生于1902年，逝于1988年，湘西凤凰县人，原名沈岳焕，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三十年代起开始用小说构造心中的“湘西世界”，创作结集约有80多部，成书较多。代表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月下小景》《边城》《长河》，散文有《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有《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一）都市文明
《八骏图》和《薄寒》就是沈从文批判都市文明的两部代表作。《八骏图》讲的是八位教授的故事，他们外表庄严老成，学识渊博，举止高雅，内里却要么患有失眠症，要么肾功能衰竭，要么性功能退化，呈现出鲜明的病态特征。沈从文以冷峻的笔调揭示他们的阉人情状。《薄寒》是通过一个年轻女子的生命感受来表达对男性的失望，小说中的男性深受知识的养育和熏陶，但恰恰是“知识”把这些人变得如此可怜，如此虚伪，最终他们被熏染为一具具病态的“残躯”，他们面对女性的召唤，懦弱无能。
沈从文从小生活在湘西苗族聚居的地区，处于沅水流域，那里的人有正直、朴素、善良、淳朴的美好天性，对于情感的表达无拘无束，热烈奔放，没有虚伪，没有矫揉造作，每个人都毫不掩饰真实的思想感情，那里的风光优美纯净，山清水秀，生活节奏平稳舒缓，受这些人物和环境的长期濡染，他对这样淳朴的民风、优美的环境有着一种“无可言说的暖爱”。然而，当沈从文以“乡下人”的道德观和生命观来审视都市，着重透视和彰显的都市人的被异化的生命状态，表现出尖辣的讽刺，都市人的生命力已经衰退，变得“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 。”都市文明吞噬了雄强的生命活力。
三、沈从文对都市人性和湘西人性的态度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得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2这是《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的一段话。沈从文植根于乡土，思想深刻，具有执着精神的作家，独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处的独特的时代背景，使他对人性具有一种独特的偏好，所以，人性的主题是沈从文一生所追求和歌颂的目标，沈从文出生于行伍世家，他14岁就按照当地习俗加入地方部队，亲眼目睹军队残酷杀戮无辜乡民的惨状，所以他内心深处对残酷的战争和黑暗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心中怀着是对美好人性的强烈渴望。
沈从文把对家乡的感情融进了他的血液里，一山一水，一花一叶，一虫一鱼，一鸟一兽，无一不让他产生莫深的情愫，常德的船，沅陵的水，茶垌的小山，凤凰县的老人与孩子，都曾出现在他的梦里，沈从文深深迷恋他的湘西世界里的所有，可惜的是，我未能亲眼所见那真实的场面，也只能借助图片和文章资料来联想湘西的美景，也无法体会它们带给我的视觉享受，或许在沅水的某叶小舟上静静躺几个夜晚，抑或是更长时间才会明白为何沈从文会对湘西如此眷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