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赵树理与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摘要：赵树理、高晓声之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明显不同。具体表现为散点透视与追踪反映、观照问题与审视灵魂、凡人大事与奇人奇事、明丽欢快与含泪微笑及简笔勾勒与细节描绘。于此略作比较。

关键词：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Abstract: Clearly different creative personalitie s can be seen between Zhao Shuli’s and Gao Xiaosheng’s village novels.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dispersedly points perspective between pursuit

reaction,

problem focused between soul surveyed, the common people with events between the strange people with

strange tales, happiness with enchantment between smile with tears, and briefly outlined between specific

description. Here we will do some comparison from the above aspects.

Key words: Zhao Shuli; Gao Xiaosheng; village novels; creative personalities; comparison

自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鲁迅创造性地将农民引进小说领域，真诚地将他们奉为作品的主人公之后，农民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不渝的审美对象，农村题材小说川流不息，蔚为大观。其间，赵树理、高晓声脱颖而出，自成一家，业绩卓著。此就赵树理与高晓声两位大家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略作比较。

1 散点透视与追踪反映

赵树理曾极坦诚而直率地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1]工作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反映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这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原动力，也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根本宗旨之所在。赵树理视小说为提出、反映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载体，这就势必使其小说创作围绕着“问题”转——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赵树理之小说创作。正因为如此，当赵树理发现有的基层政权被坏分子钻了空子，腐朽的封建思想仍在农村大行其道时，便写了《小二黑结婚》；当赵树理发现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需要大力倡导时，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当赵树理发现党的土改政策被曲解，中农的正当利益被侵害时，便写了《邪不压正》；当赵树理发现农村妇女的地位仍极其低下，其正当权益常被践踏，妇女们应勇敢地争取自己做人的地位时，便写了《孟祥英翻身》；等等。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可以说，哪里有工作，哪里就必定有矛盾，有问题。由于问题（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问题常常分属于不同的体系；即便是同一体系内的问题，限于观察视野，也常常令观察主体管中窥豹，挂一漏万，这就决定了以反映问题为旨归的赵树理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散点透视的特征，即只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工作问题去反映农村的风云变幻；一部部精彩的作品犹如一颗颗散在的明珠，虽熠熠闪光，但未能成串成条，形成一体。

高晓声“一直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命运，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2]《李顺大造屋》虽使阔别文坛20余年后的高晓声声名鹊起，但真正奠定高晓声在中国当代文坛重要地位的却是他那“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要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创

作时间前后历时10余年，横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对主人公陈奂生之生存状态的跟踪式描绘，为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农村生活的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深刻地概括了新中国30

年的农民的命运。特别是突出了农村改革全过程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全过程。”[3]恰如有的论者所言：“我们认识了陈奂生，从而认识了一个时代”。[4]在以文学为时代立传时，高晓声与赵树理所取之散点透视的方式不同，选取了追踪式反映这一模式，给人以一种强烈的历史的纵深感。

2 观照问题与审视灵魂

尽管赵树理名垂千古主要得益于他那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但于其革命一生而言，创作仅是其中小小的一个部分。赵树理首先是一名党的农村基层工作者，其次才是一名文艺工作者。事实上，赵树理对农村工作的热情超出了他对文艺工作的兴趣。“他平时从来不谈文艺工作，也不见他写什么东西，却爱参与社里的工作，事无巨细，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5]当一位一同下乡的作家无意间抱怨个把月来几乎没写过一个字时，赵树理却认真地说道：“你是说没写创作？可是这个把月，你在农村做了多少具体工作啊！”“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可惜我这个人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又非叫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6]赵树理在其一生中，“写下过不少对农村各方面工作的种种书面建议和理论探讨文字，直到他身后劫余的文稿、纸片中也还有这类文字。”[7]于赵树理本人而言，农村工作与文学创作两者，他更注重、更向往的恰恰不是曾给他带来莫大荣耀的文学创作，而是现实的农村工作。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赵树理何以竟能在全国上下一片狂热的1959年就写出了石破天惊的万言书《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了。赵树理之所以要执笔为文，主要的并不是为了审美，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而是为了“干预生活”，借文学这一特殊的载体来反映工作中的问题，唤起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和解决！“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8]赵树理之文学创作，尽管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各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时以小说的形式予以审美观照，文学是其形，问题是其实。1957年，高晓声因“探求者”一案被遣送回乡劳动，时隔20余年后，重返文坛的高晓声，再度执笔事文的目的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9]实现文学的“摆渡”作用：“启发农民进行自我认识……使自己不但具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确实实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本领。”[10]高晓声之文学创作，尽管也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地表现了新中国农民的喜怒哀乐，出色地描绘出一幅幅跃然纸上的农村生活的真实画面，但他“更注重于对他们心灵世界的探索”，更着力于“摄录下社会迈步的足音和人物灵魂的演进。”[11]这正是高晓声文学创作的深刻之处，也是高晓声高于同时代反映农村生活的别的作家的地方。在谈及《李顺大造屋》时，高晓声坦言：“李顺大在十年浩劫中受尽了磨难，但是，当我探究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浩劫时，我不禁想起像李顺大这样的人是否也应该对这一段历史负一点责任。”“我本想让读者看完这篇小说之后，能想到：我们的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九亿农民有了足够的觉悟，足够的文化科学知识，足够的现代办事能力，使他们不仅有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实有当主人翁的本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会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四化建设才会迅猛前进。如果我的话不能引导读者去想到这一点，那么，小说的缺陷就是严重的了。”[12]不难看出，高晓声创作《李顺大造屋》的动机主要是在于解剖主人公的灵魂。作者认为，倘若作品不能对主人公灵魂作出成功的深刻剖析、没能引导读者走进主人公的灵魂世界，那么，作品就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失败之作。小说《李顺大造屋》从表层上看，写的是李顺大历尽坎坷，用近30年的时间最后建成三间普通房屋的辛酸故事，以此尖锐地揭露了“左”倾错误对农民命运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但从更深层来看，小说的巨大成功与高超之处却在于深刻地揭示了主人公李顺大身上那种逆来顺受的奴性意识及其主人翁精神严重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