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理论

浅析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理论

摘要：当代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现代性问题，人们一方面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遭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危机的出现，是因为“生活世界”受到了独立的、形式的组织起来的行为系统的摆布，而解决该危机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借助交往理性来规约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使二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生活世界”的复兴。

关键词：现代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

中图分类号：b5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037-02

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

当代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现代性问题。当代人最大的困惑之一，是如何对待现代性。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问题，给人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不是安全，而是风险；不是稳定，而是漂移；不是心理的满足和肉身的愉悦，而是心理的焦虑和肉体的失重。面对现代性，人们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欢呼就陷入了沉思和批判。

追根溯源，现代性理论主要有三个思想资源。

第一个思想资源，是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持赞成态度，而更多的人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批判了现代性。同时，在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础问题上，又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认

为马克思是要从根本上抛弃现代性，抛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抛弃现代性是一致的；另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批判了现代性，但他并不完全否定现代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社会，社会主义仍然要实现现代性，尽管实现的目标、途径和方式与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思想资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根主线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有时从总体上批判现代性，有时批判现代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一种现象，如物化意识、启蒙精神、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工具理性、消费主义、性压抑、生态危机和科学主义等等。但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全盘否定现代性，相应的又产生了几个问题：其一，他们是否完全否认现代性本身。其二，如果现代性有负面效应，那他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其三，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根源在哪里，是根源于现代性本身还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其四，人类往前发展是要彻底抛弃现代性还是医治、拯救现代性。在这些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自己明确的观点，如他们并不认为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是从来就有的，一般说来，他们并不认为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是现代性本身造成的，所以他们要拯救和医治现代性，要求把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相结合。

第三个思想资源，是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理论。这里的“后现代主义”是狭义，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后现代主义。从广义上说，发源于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整个现代西方

哲学都属于后现代主义。他们只承认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因而完全否定现代性，更主要的是他们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和现代性本身联系在一起，为此，他们认为必须超越、抛弃现代性。这样一来，在现代性面前，后现代哲学就带有强烈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悲观主义倾向。

二、现代性危机的出现

在理论上，现代性或现代化是以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下述理念为基础的，即理性的力量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所有社会都能够而且都将由于这种力量而变迁，理性与合理性即是知识的标准，也是道德的权威。在启蒙思想家们那里，居支配地位的是笛卡尔基于理性的、普遍的唯我主义范式，它被看作是在对知识和道德的根本反思中合适的甚至必要的构架。

但在19世纪的思潮中，笛卡尔范式受到了挑战，历史主义详细论证了思维范畴和行动原则的可变性。20世纪哲学似乎表明笛卡尔范式仍有影响，但近来对这一构架的批评又如雨后春笋般重新出现。反启蒙运动或反现代主义者们说，“我们的行动和思想是受历史背景及社会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的，启蒙运动对理性的普遍主义要求是一种痛苦的幻想或天真的意识形态。”

于是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还可以从欧洲启蒙运动——它的人本主义、它的理性主义、它的普遍主义等等——中拯救出有价值的东西来。难道我们只能转向各种时髦的相对主义并最终走到犬儒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极端吗？

在实践上，现代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种种弊端，这不免引起人们对现代性存在的怀疑甚至否定。

三、哈贝马斯重建现代性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哈贝马斯主要致力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是批判理论的现代性思想的延伸，这种延伸是一种批判的延伸，也是一种转变了分析视角和坚定立场之后的延伸。在现代性问题的叙述框架上，哈贝马斯抛弃了包括早期批判理论在内的所有哲学流派所坚持的意识哲学框架，早期批判理论致力解释理性的矛盾，如马尔库塞，他们承认理性有两个维度：批判理性和工具理性，并认为这两个维度是不相容的，是单纯的相互否定关系。他们的悲观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上：“理性的工具化发展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哈贝马斯坚持对理性进行双重解释的观点。在他那里，尽管现代性问题应具有反思启蒙的形式，但这种反思已经不局限于对工具理性批判和对现代性后果的痛斥，而是带有辩证法的性质。他在对现代性带有压迫性成分加以批判的同时，又积极主张保存和发展现代性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素。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理性世界通过理性化所获得的最主要的价值是：随着理性世界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互动领域摆脱了传统或权威的摆布，通过理性协商来取得共识。现代性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现代性规范本身就是理性自足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现代理性化世界的发展也有负面效应，哈贝

马斯指出，现代性不仅表现在文化层面，而且现实的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现代性是与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合理性，以及社会生产和社会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现代性。如果，当人们以功能化的理性组织社会生活并偏重于从理性的工具性使用方面追求社会的理性

发展时，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就显露出来，这种片面化的理性发展典型的表现为某些社会亚系统（如金钱或行政权力）的极度膨胀并侵入了其他社会领域（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病理在于社会理性化发展过程的不平衡，而不在于它坚持的基本理性价值”。然而现代性的反对者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否定理性和现代性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最好方式。在现代性话语中，反对者提出了指责，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和海德格尔；从巴塔那、拉康到福柯和德里达，这种指责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都是针对以主体性原则为基础的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否定现代理性并不能解决现代性源自自身的问题，不能拒绝现代理性，而只能改造现代理性。

哈贝马斯指出，“我们就必须返回到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放弃的选择——即回到一种交往理性观念，从而换一种方式来思考启蒙辩证法。”

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哈贝马斯构建了一种不同于“意识哲学”的“交往哲学”理性观，这种理性观包含了双重哲学转折：一是从意识哲学的范式向交往哲学的范式转折，二是从主体理性向主体间理性转折，或者说，从自由理性向交往理性转折。通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