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类书的目录学演变

论类书的目录学演变[摘要]千余年来，类书在目录学中的位置不断发生变化，先是被载入史部，后又被置于子部，甚至还有不少学者提议于四部之外为其另立一部；即使在子部中，类书先是被归入“杂家”，后又被置于“事类”、“类书类”、“类事类”之中。

类书在目录学中的演变根源于不同时代的类书发展状况，更体现了古人对类书的认知与评价。

[关键词]类书目录学演变我国目录学源远流长，历代目录学著作层出不穷，目录学不仅是学者读书治学的门径，更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演变。

类书是古籍中辑录各种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资料汇编。

类书始于《皇览》，历代皆有编纂。

由于类书本身的特殊性，类书在目录学中的位置多有变迁。

或被载于史部，或被载于子部，甚至还有不少学者提议于四部之外为其另立一部；即使在子部中，类书先是被归入“杂家”，后又被置于“事类”、“类书类”、“类事类”中。

类书在目录学中的位置变迁，所展现的绝不仅仅是类名、位置、隶属的简单变动，其必然根源于历代类书编纂的发展与演变，所反映的恰恰是一千余年来的类书发展史、学术史。

1 《皇览》与史部的关系“类书”这个名称出现比较晚，北宋欧阳修等人编纂《新唐书》时，在子部设立“类书类”，正史目录中才出现“类书”这个名称，并广为沿用至今。

那么，北宋之前类书被称作什么呢?五代薛居正修《旧唐书》时将原属于《隋书》子部“杂家”的类书独立出来，称之为“事类”，列于子部第十五类，可见北宋以前类书是被称为“事类”的。

什么是“事类”呢?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载：“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

”陈松雄《齐梁丽辞衡论》又载：“盖事类者，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延及南朝，隶事最富，凡情韵之倾泻，事理之铺陈，莫不吐胆呕心，经营刻画。

或借古语以申今情，或用先典以明近理。

”在文学家的眼中，“事类”是一种文学创作手法，是借古言今，是征引、引用，是用古人之言辞、典故表达今人之思想、情感。

作为类书代名词的“事类”则是对典故、故事的辑录、整理，并按照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方法排列组合起来的资料汇编。

“事类”有时亦被称为“类事”，古今学界对两者等同互用的现象比较多。

唐宋以来，类书在目录学中多是位列于子部的，但是类书之祖《皇览》在目录学中的最初位置却并不属于子部。

西晋荀勖编纂《中经新簿》时将《皇览》归于史部，这又是为什么呢?《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载：“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三日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中经新簿》之“丙部”就是后来的“史部”，其子目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类，而引起学界关注最多的就是“皇览簿”，或言其是《皇览》之别称，或言其为《皇览》之簿。

笔者认为其应该就是《皇览》。

当然，笔者更关心的是，《皇览》这一类书之祖为何会被划入史部。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类书类序》载：“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

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

《皇览》始于魏文，晋荀勖《中经部》分隶何门，今无所考。

”《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皆是博学硕儒，很显然他们是不会不知道荀勖《中经新簿》将《皇览》归人史部之事的。

但他们为何明知故问?很明显是无疑而问，这恰恰说明清儒对《中经新簿》将《皇览》归入史部是不理解、不赞同并表示质疑的。

姚名达先生在研究《中经新簿》时，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其曾提出疑问：“《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引用明人胡应麟的说法，对《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这个问题做了初步解释，其认为史部在《中经新簿》时代刚刚从经部脱离，独立不久，书籍不多，为了使四部之间卷帙匀称，于是荀勖将无类可归的类书暂时附入了史部。

这种解释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荀勖时代，史部的确刚刚独立，书籍不多，难免会有拉郎配的嫌疑。

但是必须要搞清楚一个基本前提：荀勖编纂《中经新簿》肯定是根据西晋时期的藏书情况做出的分类，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编目，绝不会是随随便便的拉郎配；就算当时史部新独立，书籍不多，但是拉人入伙之事，肯定也是要选择志同道合的人，绝不可能随随便便将《皇览》拉人史部。

也就是说，《皇览》与史部至少是要有些渊源的。

乔好勤先生之《中国目录学史》对于苟勖为何将《皇览》归入史部的解释最为恰当，也最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

其言：“丙部所记《皇览》一书，是我国最早的类书，依今日看自当别为一类，但那时是当作历史资料汇辑看待的，列之于丙部并不错。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个问题，要全面分析“史记”、“旧事”、“杂事”与“皇览簿”的异同。

前文讲过，北宋之前，类书是被称作“事类”或“类事”的，《中经新簿》之“史记”、“旧事”、“杂事”与“皇览簿”放在一起的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将“史记”、“旧事”、“杂事”与“事类”、“类事”放在一起，就有可比性了。

“史记”指前代之正史，如《史记》、《汉书》、《东观汉纪》等；“旧事”大体就是前代流传下来的稗官野史，如《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等；“杂事”即是“杂史”，如《战国策》、《吴越春秋》等；而《皇览》则是“事类”集，“事类”又多是从诸书中采撷而来的故事、典故、前贤言行、圣哲旧事，当《皇览》将众多采撷自群书的“事类”分门别类地排列起来之时，俨然就是乔好勤先生所说之历史资料汇集。

作为历史资料汇编的《皇览》与史部之“旧事”、“杂事”的确有相类之处。

加之，《皇览》是魏文帝曹丕敕纂，其重要性、资料性就更是备受重视，荀勖时代肯定是要将之作为重要典籍对待的，一部极重要且与史部书有诸多相似之处的《皇览》被归入史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此外，《皇览》的史料价值也广为后世史学家所重视，《史记》等史书的注疏中大量征引了《皇览》之内容，足见《皇览》的史料价值；对《皇览》辑佚本进行考察时可以发现，其内容就如史书一般，尤其是《冢墓记》所记载的内容皆为古代帝王圣贤之冢墓位置，无疑就是一部历史资料汇编。

但是后来《皇览》为什么脱离史部转入子部了呢?这主要缘于《皇览》与史书之间的差异。

虽然《皇览》可看作历史资料汇编，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皇览》与史书的差别毕竟还是较大的。

史书是著作，是史家在收集到众多史料之后，进行加工，重新撰写出来的生动鲜活的著作；而类书是资料汇编，就算是运用不同的编纂体例，类书仍然是述而不作，仍然是对资料的整理加工、排列组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类书与史书的差别越来越大。

此外，六朝时期是中国史学急速发展的时代，史学的自觉意识得到充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史籍数量的增多，史书体裁的丰富，史官制度的完善，史家队伍的壮大，史学思想的成熟。

迅猛发展起来的史学再也不需要拉人入伙，这就必然导致类书之祖《皇览》被排挤出史部。

2 从“事类”到“类书”殆至唐初，魏征等人修纂《隋书》之时，被迫从史部分裂出来的类书被收入了子部“杂家”。

为何说是被迫?因为那时的类书是无家可归的，不然也不会依附在子部“杂家”之中。

也就是说，《隋书》的编修者把当时他们认为暂时无法归类的著作，如类书、佛教典籍，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又不足以单立门类安置它们之前，只好将之暂时置于“无所不包”的杂家之末。

当然类书与杂家也是有几分渊源的。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到编纂《旧唐书》的五代时期，类书家族已经发展得较为壮大了，此时的类书已经可以自立门户，于是《旧唐书》子部出现了一个新子目“事类”。

胡道静先生介绍说，类书在子部里独辟成为一类，是始于唐开元时毋煲编《古今书录》。

《古今书录》已佚，但五代刘晌《唐书·经籍志》是循《古今书录》辑成的。

这样看来，类书的独立还可以提前至开元时代。

到北宋时期，欧阳修等修《新唐书》时，将“事类”这个子目的名称改为“类书类”。

从“事类”到“类书类”的转变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其实不然。

首先，“事类”与“类书”二词强调的重点不同，“事类”一词强调的是“事”，主要是表示“事”、“故事”、“典故”的类，而“类书”一词强调的则是“类”，以类相从、分门别类的“类”。

其次，“事类”与“类书”相比，“类书”更能展现唐宋以来类书发展的新情况。

类书在魏晋南北朝最主要的编纂模式主要是辑录“事类”，但随着类书的发展，类书编纂模式逐渐增多，辑录“事类”之外，又有了辑录“词语”、“句子”、“诗文”等新的编纂模式，尤其是《艺文类聚》之后的类书编纂明显多样化。

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序》载：“《艺文类聚》改善了以往类书偏重类事，不重采文，以及随意摘句，不录片段的缺点”。

胡道静言：“《艺文类聚》是中国古代类书发展中的一个转折，它在辑存文献的方法、方式上有一重大特点，和它以前的类书及以后的大多数类书非常不同，从而构成了它自己在类书群中的独特之处，就是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

”可见，《艺文类聚》之后的类书编纂彻底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只重辑录“事类”的模式。

面对迅猛发展起来的编纂模式多样化的唐宋类书，原先代表“事类类书”的“事类”一词，显然已经无法表现唐宋以来类书迅猛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于是博学多识的欧阳修大胆做出了修正，即将“事类”改为“类书”，以展现唐宋时代急剧发展的类书编纂新情况。

到元代，脱脱等人编纂《宋史》之时，将子部“类书类”的子目改为了“类事类”，这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与“事类”相比，“类事类”强调的重点依然是“类”，也就是说，“类书类”与“类事类”所强调的重点是一致的，表明“类”仍然是类书之核心。

宋代以来，“类书”与”类事”多被目录学者所提及并使用到目录学著作中，但“类书”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类事”，而“事类”被用作目录学子目的现象就很难见到了。

3 唐宋以来关于类书目录学位置的争论唐宋以来，类书的数量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诸文献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在图书编目分类的过程中，面对肴馔经史、渔猎子集，六合之内，靡所不载的类书，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其目录学位置提出修正意见，不断探讨变更类书的目录学位置，以更加准确地彰显类书的特殊性质。

郑樵《通志·校雠略》云；“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

”郑樵的目录学分类极具特色，突破了四部分类法的藩篱，对图书进行十二分类法，而类书被列为十二类之一，足见郑樵对于类书的重视，亦可见南宋时期类书的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已经从子部之子目上升到十二部之一。

明代学者胡应麟对类书的目录学位置也提出了新的看法。

他分析了诸类书的性质，认为类书与经、史、子、集皆有交叉，而偏偏放在子部里，有些不妥，他建议在维持四部分类法的同时，把类书地位提升，脱离子部，置于四部之末，即把类书放在第五部类之中，即在四部之外另立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