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但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严重问题，高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一系列不和谐的经济现象。

如今，居民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文章分析了刺激居民有效消费的必要性，并提出可以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恰当的政府转移支付政策刺激居民消费，从而保证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合理增长，最终实现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居民消费；收入分配制度；转移支付政策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长足发展，并且创造了一个经济起飞的神话――连续28年经济增长率超过9%，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在这样的高增长率背后，却有着严重的问题。

这些问题无疑影响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和谐的发展，导致一些不和谐社会现象的产生。

在诸多的矛盾和问题中，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的内部隐患成为当今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现在的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出口和政府投资为推动力，而这两者都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永久持续动力，二者的内部都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隐患。

在1999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了美国第一大顺差贸易国，并且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也在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为了赢得良好的周边环境一直以贸易逆差为代价积极地推进10+3联盟。

由此可见，中国一直以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来弥补对东南亚以及日韩等国的贸易逆差。

但是，历史经验提示我们：对欧美贸易顺差的持续增长可能使中国和欧美的贸易战一触即发。

如美国和欧盟利用各种反倾销法和绿色技术壁垒来抵制中国轻工业产品和钢材的出口。

所以，出口仅仅可以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而不可过分依赖，否则，一旦外部经济封锁或人民币升值过高，经济挫折和崩溃就在所难免。

而通过利用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也有其不足之处。

政府降低利率，发放大量贷款，甚至直接投资，这些都是以加剧将来的商品过剩为代价来拉动现在的国内消费需求，这种人为将危机推后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一旦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后果将更为严重。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只有居民对直接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即居民的有效消费才是持续推动GDP增长，保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内在因素。

如何刺激居民消费呢？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恰当的政府转移支付政策可以有效地做到。

收入分配制度是影响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相对消费理论中有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持续收入消费理论，两者都体现了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

哈罗德-多马模型指出：经济增长率=储蓄率/资本产出率，而储蓄率又是由收入决定的，可见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剑桥学派的模型中也指出由收入决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和收入分配方式的改变可以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

新剑桥学派基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低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而低收入者却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提出可以通过改变收入分配制度和穷人与富人手中所拥有的财富比例可以达到拉动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由以上理论可以看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条件。

收入分配制度对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方式都起着直接的制约作用，而居民的消费需求又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增长，所以，收入分配制度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是，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据统计，200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逼近0.47，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并且超过了美国的0.41，说明我国的社会分化现象已非常严峻。

如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减少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控制政府无效的行政支出已经成为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我国建立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之举。

现在，我国的中产阶级比重大约为18%，而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比重已达到了80%。

正如党的是十六大中所指出的改进我国社会结构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逐步形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着眼于使中等收入阶层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到2020年我国中产阶级比例可以达到35%-40%。

这样可以形成与全面小康社会相对应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

扩大中等收入比重人口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中等收入人群是扩大民间投资融资的生力军，他们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竞争压力，是活跃经济必不可少的要素。

第二，中等收入人群是拉动消费的主力。

他们是社会消费的最大群体，又有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强烈欲望和基本条件。

中等收入人群稳定增长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消费倾向支撑其消费水平的稳步上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并由此带动了产业的优化和经济的稳定增长。

第三，中等收入人群的不断扩大，有助于社会上形成乐观的心理预期，对充分释放消费潜力，保持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既然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对调整我国不尽完善的社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那么如何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呢？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利用税收来调节。

优化税收结构。

逐步加大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有“自动稳定器”功能，有助于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控。

完善税收制度。

改进个人所得税制的征收制度，减少对隐性收入征税的漏洞，加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实施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税收政策，对有利于吸纳就业的行业实行税费减免。

如，对某些大量吸纳下岗工人的行业，“下岗饭店”“下岗工人一条街”等减税或免税。

二是通过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减轻贫困人口负担。

由于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对促进居民消费有着重大作用，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手段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也就可以大大刺激居民消费。

目前，我国的政府转移支付力度还远远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的居民消费不足。

因为居民消费主要包括物质性消费（衣食住行）、服务性消费（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消费（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和社会消费（赋税）。

在这些消费中，服务性消费和社会保障消费具有半公共消费的性质，但是由于政府在医疗、教育上的转移支付支出比例在财政收入中相对较少以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致使中低收入消费者必须将收入相当大的部分储蓄起来，以便保障子女受教育的开支和家庭成员的医疗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手中可以用来购买消费品的收入就相当有限了。

消费者手中实际可以用来灵活支配的收入非常少，直接导致了我国的居民消费不足。

在当今这种情况下，为了刺激居民消费，我国政府转移支付的侧重点必须有所转移。

从大量的生产性投资和政府性支出转移到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品的支出和基础建设方面。

首先，我国的医疗改革的失败导致医院成为了一个非公共产品，医疗费用几乎完全由个人承担，医院的运作开始以盈利为目的。

这样，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各个医院逐渐以药养医、乱收费用，秩序混乱，医疗费用日益巨大。

中国社会院《社会蓝皮书》的主编李培林教授说，除了食品之外，医疗现在已经成了在家庭消费当中最重要的一项，竟然高达11.8%。

尤其是医疗费用的快速增加，使农村、城市居住家庭因病致贫的情况也非常突出。

人们为了看病不得不花掉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或储蓄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备不时之需。

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居民医疗的转移支付，逐步增加国家在医疗费用中承担的部分，尽量使占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和工人都享有一定的医疗补贴，并享有贷款看病或抵押固定资产看病的权利。

除此之外，国家也要适当承担起一部分医院经营的费用，减轻医院运作的压力。

除此之外，还必须制定严格的医院管理规章制度和收费标准，加大对乱收费的处罚力度。

双管齐下，使大部分人由看不起病到能看得起病，最后能以很少的开销看病。

其次，我国对教育的投资占我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排在世界倒数20名内，而我国的学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却排在世界第一位。

同时教育投入的成本在不断的扩大，而教育的收益却在相应的减少，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非但不能找到较高薪金的职业，就连就业问题的解决都成了一个难题，多年在教育上投入的成本很难收回，更不用提收益。

与此同时，社会对学历较低却掌握一定技术的中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却供不应求。

因此，国家应做到以下几点：加大对基础性教育的转移支付，特别是对农村教育，并大力提高基础性教育的质量，以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适当加大投入到培养实用型和技术型人才的教育领域的资金，引导居民对教育的合理投资，培养出大批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型人才。

扩大助学贷款涉及的人群，增加对助学贷款的投入，并承担一部分困难学生的部分或全部学费，减轻学生的入学压力。

再次，在政府1998年住房改革后，由单位分房转变成了自己买房后，住房价格几乎是年年攀升，而老百姓的工资水平却没有大幅的上升，居民生活保障水平伴随着居民生活必需品消费系数的增高而下降，中国的居民现在必须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基本的生活保障上，用于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日益减少。

政府必须正视住房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对改革进行调整，进行合理的政府转移支付，如多建一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来缓和现在的住房矛盾。

最后，政府还应加大在基础建设方面的转移支付的力度，减少直接投资。

因为政府投资不同于私人的投资，私人投资存在有利可图的机会，是市场需求引致的结果，而政府的直接生产投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拉动内需，而这样很可能导致生产的过剩，使市场供给进一步大于需求。

而如果政府把财政收入适当的转移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则既能拉动内需，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又不至于产生过剩的供给，同时由于减少了失业也能促进居民消费。

如今，中国的GDP已超过了1600美元/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6%，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经济的高速增长理应带来高就业率和高收入，并由此带来高消费，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中国的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仍然不足。

2005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为12.9%，较之上年的13.3%有所下降，而2005年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的增长速度却达到了18%，明显超过了上年的15.4%。

可见，居民的消费欲望并不强烈，反之，更热衷于储蓄。

正是由于大多数居民的收入用于基本的生活保障或储蓄用以保障未来的基本生活，导致了居民消费的不足；而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则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根本没有额外消费的能力。

针对这种现状，国家只有建立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通过税收等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加大政府向公共事业和基础建设上的转移支付，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增加人们可灵活支配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才能使大部分居民有消费的可能和欲望，才能有效的拉动居民消费需求。

只有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步入正轨，真正做到经济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1、王艳艳,孟玉新.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局限性[J].中国军转民,2007(6).2、张庆考.关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思考[J].邢台学院学报,2005(1).3、于淑文,姜宏洁,周燕迎.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J].行政与法,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