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与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一、大一统思想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秦汉时期人们的政治理想追求之一，乃是致力于“大一统”之梦的构筑与实现。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已经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经儒、墨、法等先秦诸子学派的倡导和弘扬，“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到战国末年，终于在统一条件基本具备的基础上，由秦国通过战争这一暴力手段，横扫六合，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现实，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即使是在分裂割据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仍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而以炎黄之后自居。又如清统治者也将其入主中原、底定天下看作是“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范文程《入定中原状》)之盛举。而当时的知识阶层，更是突出地流露出了盼望统一的心态。如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昭明文选》、《文心雕龙》、《十六国春秋》、《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等著作的编撰范围，都不以当时某一小朝廷的统治区域为界，而以“大一统”国家为准，这明显反映了当时人们要求统一的深切愿望。由此可见，“大一统”观念作为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秦汉时期政治文化岁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二、汉文化南传的途径与方式

（秦汉时期,居住在今广西地区及广东西部的土著民族是百越族系中的西匝、骆越(有时称为匝骆)。有的学者认为,西匝和骆越是岭南越族的两支,西匝主要分布地在今广西北部

和东北部地区,即桂江流域和西江上游一带;骆越主要分布在今广西南部及西南部地区,即今红水河、郁江及左右江流域;也有的学者认为,西匝和骆越是同一族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即如顾野王《舆地志)所言:“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日西匝。”以及(汉书·南粤传》:“西匝即骆越,言西者以别东匝也”。总之,无论西匝、骆越是两个不同的分支,抑或同族异称,他们都是当时广西地区的土著居民,而且是现代壮侗语诸民族的先民。为了便于论述,本文不讨论二者之分属,而将之作为一个族体论之。）

如果说先秦时期中原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匝骆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属于自发的、自然的或者是间接的民间交流方式的话,那末,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一及其不断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移民南居等措施,汉文化的南传则主要体现为通过中央政权的力量与作用有序地而且是主动性的、直接的和目的明确(旨在教化“蛮夷”达到一统之目的)的方式进行。所以,这样的传播方式具有更直接、范围更广泛、更深入而且效果更明显的特点。这一时期汉文化南传的方式大致有五种:一是中央王朝派往岭南匝骆地区的各级官吏;

二是征战结束后留戍岭南的将士;

三是从中原迁居岭南“与越杂处”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汉族人;

四是南来北往经商的内地商贩;

五是两地相邻地区的民间交往。

自秦朝在岭南地区设置郡县以及两汉时期在岭南设置郡县数量的增多,中央王朝为加强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其郡县的主要官吏多由中央王朝派遣中原汉族人担任。这些南来的官吏多受过程度不同的文化教育,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他们的到来,既带来了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汉文化,而且在其管理的区域内积极地推行和传播汉文化,使当地的匝骆人逐步受到影响并接受和汲取之,尤其是在郡县治所周围,受之影响更多更深。久之,当地“华风渐兴”,习尚更新。其次,秦汉两代曾数次对岭南大规模用兵,每次动辄数十万。战事平息后,为了维护岭南社会的安定,防止当地匝骆人的反抗,巩固其地方政权,南征的军队多被留在岭南各地戍守。这些留守岭南的将士不断与当地民族通婚,并落籍岭南。这些将士同样是中原汉文化的直接传播者,对汉文化在匝骆地区的传播起着示范和推动作用。其三是从中原迁居岭南的汉族人。自秦至汉,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岭南的统治和开发,多次把大批中原汉族人民强迁到岭南“与越杂处”;此外也有为躲避战祸

或灾荒而举家乃至举族结队移居岭南。在这些移民中,既有文人儒士,也有失势官僚、贵族、平民乃至手工业者,故而带来的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汉族文化,也更为丰富和多样化,对汉文化在匝骆地区的传播同样起着示范和促进作用。其四是南来北往的各类商贩。由于岭南各地的土特产品非常丰富,且以品质优良、物美价廉而闻名,为中原地区所罕见,深受从王室到各级官吏乃至平民百姓的欢迎和喜爱。随着岭南与中原的政治一体化及水陆道路的畅通,内地商人纷纷携带中原物品进入岭南各地,交换或收购岭南各种土特产品运销中原。这些商贩的南来,既带来各种工艺先进的生产生活日用品,也带来了中原文化,成为汉文化的直接传播者。另外,早在先秦时期已与内地有着自发式的民间交往仍然保持着,并且随着灵渠的开凿打通了桂江与湘江的水路交通以及秦军进攻岭南时所开辟的陆上通道,使得两地的民间交往更为便利。正是以上的传播途径与方式,使得中原汉文化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传入匝骆地区,并且呈滚雪球的态势传播着,对匝骆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

三、汉文化对欧骆文化的影响

中原汉文化是汉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并经过不断地积累与优化而形成的。他们在继承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不断吸收周邻其他民族的优良文化成分,使其文化不断丰富、充实、提高、更新和发展,加上中原地区具有区位、自然及人文优势,使得其文化体系中具有新的质态和富于开拓进取的机制,体现着华夏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成就。她所具有的相对先进性,当时不仅在中国诸多民族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也站在世界民族的前列,因而能够对包括匝骆民族在内的周邻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乃至推动作用。如果说,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对匝骆及其先民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文化的表层结构(即物质文化)的话,那末到了秦汉时期,汉文化对匝骆文化的影响不仅仍主要体现在表层结构的同时,已逐步进入其文化的深层结构(即精

神文化),使之开始发生质的变化。首先是郡县制的在岭南的推行以及中原汉籍官吏、将士乃至大批移民的南居,不仅带来了中原封建的政治制度,同时也带来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并潜移默化地对匝骆人及其传统文化产生影啊。当时的匝骆民族虽已迈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但其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乃至少\们的思想观念中仍保留着诸多的原始氏族或部落制的传统。正如(后汉书·任延传》所言:当时“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其俗男女同川而浴”;“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这些记载虽然是从中原正统的儒家礼制及其观念出发而将岭南少数民族的礼俗视为怪异,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欧骆社会的落后状况。岭南设置郡县、各阶层的中原人尤其是有文化的仕宦者入居岭南之后,积极倡导和传播汉文化,使当地民族原始落后的文化习俗受到影响而逐步得到改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云:“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约,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中原汉族移民南迁,“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伴于(任)延。……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马援率军南征经过匝骆地区时,“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以上记载虽文字简略,但从中可以得到这样一种信息:秦汉时期,中央封建王朝统一了岭南,设置了郡县,推行封建制度;中原汉族的南迁“与越杂处”,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和汉文字,也带来了中原的礼教及其价值观念,使之逐步在匝骆地区传播,许多匝骆上层人物及其子弟受到了汉文化的教导与熏陶,逐步掌握和提高了汉文化水平。从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大批用汉文字书写的木犊以及广西各地的墓葬形制可知,当时匝骆地区已开始使用汉文字(小篆),其丧葬制度亦已在匝骆地区流行,反映了汉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使东汉以后匝骆后裔中的文人学仕开始涌现。

中原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匝骆文化的影响,在青铜冶铸业、冶铁业、陶器烧造业以及漆

器制造业中有着更为明显而具体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