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有关的那些人和事

与书有关的那些人和事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王明析

摘要

我想，今生我肯定会与书相爱到永远；因为与书亲密接触，的确不是个体力活。所以，每次看到家里的那些藏书，我都有某些没出息的帝王坐拥后宫饱览三千佳丽的那种惬意和自得。

我在《悠悠慈母心》一文中曾叙述过最初与书结缘的一个于我而言可谓最难忘的场景：静夜听书。那确实是在听说书，母亲有时差不多就是在边看边摆。我看不到我的样子，我只能从当时留下的很少的几张照片，想象我略带痴傻的沉醉模样。母亲的神态举止我却是铭心刻骨的，她面色安详，凝眸专注，就着昏暗的灯光，有时甚至是一支蜡烛的火苗，看着手中的书，然后再向我复述书中的故事。有一天，当我也终于能磕磕绊绊地看“字书”后，母亲再不去读那些文字竖排着的书了。

我最初对文字竖排的书不感兴趣，繁体字太多了。直到小学毕业后，一本《卓雅和舒拉的故事》仍然没有看完。小学毕业前后，我看得最多的书是连环画;我们那时叫“画画书”，两个“画”字都要念平声。我当时看的“字书”主要是零星几本《少年文艺》，都旧得不能再旧了。不知是哪一期，上面有一篇《浦江擒鲨》的反间谍小说，当时印象很深，至今还能记起故事的一点儿影子。另外有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我当时也很喜欢翻看，因为它对一些成语的来历有简略的解释，便成了我最初的中国文化简易读本，也是我最早的藏书之一。

进入初中后，我看的书渐渐多了起来，很遗憾的是，都是自己乱看，没有什么领悟，印象深的都是故事。这段时间，我看得最多的书是“文革”前的一套中学语文教材，仍然是只看上面的故事类文章。记得其中有一篇叫《潘虎》的文章，写的是红军的故事，我多次翻看，大约是我较早主动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之举。当时令我最感兴趣的书是一套《文学》读本，后来我知道这是中学语文分科“汉语”和“文学”后的一套专门的教材。印象中，这套《文学》读本很好看，上面选了很多中外文学作品。我现在印象最深有《岳飞枪挑小梁王》《美猴王》。尤其是里面的插图，画得极其漂亮，远非今天那些动漫图书所能比拟。

十三、四岁的年龄，原本是接受知识学习文化的关键时期，但我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却是“假大空”的东西居多。初中两年，学过一年俄语，只感觉字母极其难写，至今一句也不会读;又学过一年英语，记得几个单词，今天只会一句“啷你无骑尔曼毛”，汉语的意思据说是“毛主席万岁”，也不知我读准没有。高中就告别外语课了，那时流行的革命口号是“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初中语文课最大的文学收获，可能就是记了几首毛泽东诗词。所以，我那时对课外书真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欲望。

我们当时有一批爱书的书友，大家经常在课外交换图书。有两个书友比我年龄略大，一个姓李，一个姓戴。我不知道他俩今天是否还能记起我们当年换书看的经历。我当时很喜欢战争题材的书籍，记得从他们那里用书交换过《胶东纪事》《蔺铁头红旗不倒》《长城烟尘》等书。我对《胶东纪事》的印象很深，上面的几篇故事(或小说)至今还能记得大概情节，像《马石山十勇士》、《老水牛爷爷》、《黎明的河边》，叙述的人和事充满着英雄主义色彩，崇高悲壮而又感人肺腑。那时，我们这些书友就像“饿痨子”寻食一样，到处收罗“字书”看，只要听说谁有一本自己没看过的书，就一定想方设法去弄来一睹为快。记忆中，《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等书就是这时期看的。戴姓书友在学校比我高两级，我现在记不起当年是怎么和他成为朋友的，原因想来应该还是书。我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对他说的一件事很是难忘。他向我描述过一个人(多年后成为司马赤的那个作家)的藏书之多，之吓人时说：“他有本书才吓人，有恁个大，恁个厚!”看他啧啧比划的样子，我既神往，也有些悚然心惊，那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它里面究竟有些什么精彩的故事?这个谜一直伴随我多年而不得解，直到有一天，我也有了那样大、那样厚的一本书之后，才幡然醒悟，那本奇书若不是《辞海》，肯定就是《辞源》。

喜欢看书，自然就喜欢四处寻书了。我对书的喜爱应该就是始于这个特殊的年代。尤其是进入高中后，更是四处搜罗。有时甚至还敢向女生开口，于我而言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记得读高二时，有天晚上，大约十点过，我和十来个同学在学校排练完文艺节目后结伴回城。最后一段路，只剩我和一个女生走在人影寥寥的街道。闲聊中，我突然心血来潮地问她有什么书没有。女生扭头望了我，嫣然一笑，说：

“我还真有一本书，你想看不嘛?”

“叫哪样名字?”

“音乐家。”

我那时比较敏感，还有些腼腆，见她说话的神态有些似嗔非嗔的样子，又联想到我在为她们唱歌跳舞拉二胡，就以为她是在调笑我，于是马上敛容谢绝。以致有一段时间，我对这个女生总有些避退三舍的意思。直到数年后，我在遵义师专图书馆看到舍甫琴科的中篇小说《音乐家》，才知道这个女生当年没有哂笑我。大约又过了六、七年，我去遵义考试，她在家中煮羊肉火锅招待我。那天晚上闲聊，只有我们两人，我突然起意想问她还记得当年的这件趣事否。但念头刚一萌芽，我还是将它掐死了。

读高中时，我已有一些藏书，但很杂。它们大致来源于以下几个渠道。首先是我保姆家的小阁楼。阁楼逼窄，仅容一人自由转身，因为上面除了一张用两只长凳几块木板搭成的小床外，周围全是重叠的木箱子，每个箱子里几乎都是书。早在我对“字书”没有兴趣时，我就是小阁楼的常客了。不过，我那时是去窃书。当时在街头少年中流行一种游戏：输纸三角和输“垛垛纸”。我技不如人，总是输多赢少，便经常去小阁楼窃书来做赌资。直到有一天爱上“字书”，才醒悟自己当年不知糟蹋了多少好书!而且，这些书有许多肯定是父亲当年遭难时寄存在保姆家中的书，因为我现在还保留的这批书中，有几本还有父亲当年的签名。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乔林的《白兰花》、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巴金的《新声集》、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峻青的《欧行书简》、欧阳山的《苦斗》《三家巷》、《1956

年短篇小说选》、《1956年诗选》、《1956年散文小品选》、《中国电影剧本选集》、《中国历代作家生平介绍》(第一集)等数十本书，就是这个时期留下的可称有纪念意义的书。

这段时间我买书不多，除了《矿山风云》《渔岛怒潮》《闪闪的红星》《山呼海啸》《连心锁》《彝族之鹰》等少量小说外，此时被我收藏的书还来源于一个很特殊的渠道。新华书店当时在十字街，售货员是一个我喊“别嬢”的很胖的中年妇女。我母亲曾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几年，大约与别嬢很熟;别嬢又和我保姆家是邻居，还共用一间小厕所。所以她也在有意无意中特别关照过我的读书。毛泽东当年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为了响应他的这个号召，当时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开始大规模学习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发了很多书，例如《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共产党宣言》等，这些书全是白色的封底封面，我称它们为“白皮书”。书发下来后，读与不读那完全是自己的事，就和今天一样。再说一般人读得懂吗?我在下乡前后曾翻过最薄的那本，即《共产东宣言》，完全不像现在读它时那样感慨万千，欲说还休;当时只觉得它的语言怪异而又漂亮，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两报一刊”的那种语言。我至今记得它的第一句，印象中是这样写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单是起笔这一句，就足以让我当时很有些莫名其妙地浮想联翩。父母在单位都发有“白皮书”，母亲就把它们(包括单位经常派发的一些别的政治书)拿到“别嬢”书店去，按定价让我自由兑换成其它书。《历代法家著作译注》《中国史话》《世界史话》《军事基本知识》，好像还有一本《宇宙之谜》(这本书好像是个德国人写的，我完全没有看懂，收藏了一段时间后就任其散逸了)和鲁迅的一些单行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我收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以书易书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有时我也买几本。1974年至1976年，我在务川新华书店买过《朝霞》丛刊中的一套书，现在作“文物”收存的计有五本：《金钟长鸣》、《青春颂》、《碧空万里》、《闪光的工号》、《珍泉》。这些书当时被我视为文学作品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