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著名教育家代表作与重要教育思想概述(我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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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著名教育家代表作及重要教育思想概述

(中国篇)

汤永胜

1、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也是私学的创始人。孔子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一书中。

孔子的教育思想:一、“性相近”,“习相远”的教育作用论。认为人的先天素质差别很小,人性的差别主要是由教育和习染的不同而造成的,肯定了教育的作用。二、“有教无类”的教育对象论。孔子适应当时新兴士阶层的政治要求,创设私学,把以前贵簇独占的文化传授给平民,只要“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扩大了教育的对象。三、“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的教育价值论。教育的价值在于:“克已”、“复礼”、“当仁”。却克制自己的欲求,按照周礼行事,最后当于“仁”。四、诗、书、礼、乐的教育容说。其中,孔子特别强调了学《诗》的重要性,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五、教学方法论。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与思结合、身体力行等几个方面反映的都是孔子在教学方法上的创造。因材施教讲的是要根据学生个性才能的特点来讲来施教。启发诱导了学生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学与思结合的名言。身体力行则强调了为学的功效,不在于言辩,而在于躬行,躬行的严格、要求则是“择善而从”、“过,则勿惮改”。

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境界论。

2、孟子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邹城东南)人。孟子受业于子思(孔丘之,名伋)之门人,其思想学说成为战国时期儒家八派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思孟学派。孟子持“性善说”,宣扬“王道”,倡言“仁政”。孟子持性善论,此其教思想之理论基础。人性本善,善有“四端”,即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 、

“是非之心”。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与非人的界线。“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四“善端”扩而充之,便形成仁、义、礼、智“四德”。“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为是我所固有,所以不学而会,不学而能,是谓“良知”、“良能”。“四德”以“仁”、“义”的节文,“智”是对“仁”、“义”的了解与自觉。讲仁义,目的在实施“仁政”、达于“王道”。“王道”与“霸道”对立,故“仁政”重教:“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得民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性虽善,可后天的教育还是重要的。四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不过,孟子所说的教育主要在于“反求诸已“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在教学思想上,孟子主坚持标准,主动自得。“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这是讲标准、规矩;“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这是强调为学贵在主动自得。在教学方法上,孟子也提出了“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以及“盈科而后进”等思想。

3、荀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又称卿,战国末人。《劝学》篇较系统地阐述了荀子的教育思想。荀子首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人的知识与才能不是先天就具备的,而是后天“善假于物”以及“教使之然”的结果。由此肯定环境和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蓬能长直、白沙变黑、香芷发臭,均是受所处环境的影响。而自然现象的启示就是:“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篇指出教育的目的是“成人”,途径是坚持“德操”。《劝学》篇也提示了学习上的一些规律,例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即是说,学习从前人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出发,完全超过前人。另外,《劝学》篇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方法和治学方

法,例如,“积善成德”、“用心专一”、“锲而不舍”、“学莫便乎近其人”、“好其人”的思想,等等。

《性恶》篇专论人性问题,集中批判孟轲的“性善论”,系统地阐述了荀况自己的“性恶论”的基本主。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涂之人可以为禹”。孟子主只要扩充人性中原有的“善端”,即可成为“圣人”;而荀子强调人的本性中虽无“善端”,但有学习“礼义”的能力。既然“仁义”的能力。既然“仁义有可知可能之理”,那么,涂之人也当有“可以为禹”之可能。但是,可以为禹,却未必能为禹。“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变可能为现实,关键在后天的努力。所以,荀子鼓励、告诫人们要“伏术为学,专心一志”。

4、《礼记》

《礼记》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礼记》详细记录了儒家的重要思想,对古代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思想乃至妇幼教育等,均作了全面总结,对我国古代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礼记》中的《学记》为战国后期思孟学派的作品,其中也包含荀子的思想影响。《学记》对我国先时期的教育和教学,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教育专著。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是故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7]。”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学记》开宗明义地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明确了教育的目的的作用。此外,《学记》也分析了教与学之间关系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教学相长”的命题,深化了古代的教学思想。从《学记》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教学体制已相当完备,教学规则也相当周密,教学容丰富,且有严密的考核制度。

《礼记》中的《中庸》(节选)也是思孟学派的作品。其中有些地方概括并发展了先儒家的教育思想,含有积极的因素。子曰:“好学近乎知,

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中庸》的核心是解释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把学习过程分为由知到行的五个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前四者为“达知”,后者为“践行”。《中庸》把“知”分为三种:“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三者所代表的智力和身份不同,知的程度亦有深浅,但其“知之”的目的“一也”。

《礼记》中的《大学》一般认为也是儒家思孟不派的作品,但其中也有荀况学派的影响。《大学》通篇的主旨在于说明“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起句即点明了大学教育的三纲领。“明明德”,就是要通过存养的工夫,把天生的“明德”发扬光大,达到修已之目的。修已为治人,所以要“亲民”,“亲民”体现了儒家德治与仁政思相;朱熹作“新民”,意为推已及人,亦全乎儒家“修已治人”思想。“止于至善”则昌最高目标。何谓“至善”?即:“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昌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也是先儒家论理思想的总结和概括。为实现三纲领,《大学》推出了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关键在修身。因为儒家认为修已才能治人,统治者必须先修其身,才能治国平天下。在此,《大学》首次明确指出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并突出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国治而后天下平”,“平天下在治其国”。欲平天下,须讲“絜矩之道”。所谓“絜矩之道”,就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一句话,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身教原则和所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只要君子有“絜矩之道”。即可做到上下相安,秩序稳定,国治而天下平

5、董仲舒

董仲舒西汉广川(今景县)人。三大文教思想:其一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从“天人感应”的观点出发,认为是至上的主宰,王权是天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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