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与发展

商纣王“好酒淫乐，益收狗马奇物，充牣宫室，益广沙丘苑台(注：河北邢台广宗一带)，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周文王建灵囿，“方七十里，其间草木茂盛，鸟兽繁衍。”可见最初的园林叫“囿”，是把自然景色优美的地方圈起来，放养禽兽，供帝王狩猎。商晚周初即有之。

秦汉把早期的囿，发展到以园林为主的帝王苑囿行宫，除布置园景供皇帝游憩之外，还举行朝贺，处理朝政。汉武帝的“上林苑”，宣帝的“乐游园”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苑囿。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苑囿亭阁、元人李容瑾的汉苑图轴，略表汉苑之规模和水平；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班固的《西都赋》描述得更为详细。而上林苑中的太液池，运用山池结合手法，营造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岛上建宫室亭台，植奇花异草，自然成趣。这种池中建岛、山石点缀手法，被后人称为秦汉典范。

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了“秦汉典范”。北魏张伦府苑，吴郡顾辟疆的“辟疆园”，司马炎的“琼圃园”、“灵芝园”，吴王在南京修建的宫苑“华林园”等，又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园苑。“华林园”（即芳林园），规模宏大，建筑华丽。时隔许久，晋简文帝游乐时还赞扬说：会心处不心在远，翛然林木，便有濠濮闲趣。

隋炀帝“亲自看天下山水图，求胜地造宫苑”。迁都洛阳之后，“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以及嘉木异草、珍禽奇兽”，都运到洛阳去充实各园苑，一时间古都洛阳成了以园林著称的京都，“芳华神都苑”、“西苑”等宫苑都穷极豪华。隋炀帝除了在首都兴建园苑外，还到处建筑行宫别院。他三下扬州看琼花，最后被缢死在江都宫的花园里。

初唐盛唐时期的“禁殿苑”、“东都苑”、“神都苑”、“翠微宫”等等，都旖旎空前。唐太宗当年在西安骊山所建的“汤泉宫”，后来被唐玄宗改作“华清宫”，宫室殿宇楼阁，“连接成城”，唐王在里面“缓歌慢舞凝丝竹，尽且君王看不足”（杜甫）。

宋代园林建筑没有唐朝的那种宏伟刚健的风格，但却更为秀丽、精巧，富于变化。这期间，大批文人、画家参与造园，进一步加强了写意山水园的创作意境。宋徽宗对绘画有相当造诣，尤其喜欢把石头作为欣赏对象。他先在苏州、杭州设置了“造作局” ，后来又在苏州添设“应奉局”，专司搜集民间奇花异石，舟船相接地运往京都开封建造宫苑。“寿山艮岳”的万寿山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御苑。此外，还有“琼华苑”、“宜春苑”、“芳林苑”等一些名园。

宋代的平江（今苏州）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造园之风大盛，特别是利用太湖石堆砌假山。宋代在平江专为宋徽宗主办“化石纲”的朱勔，在城内营建园林，取名石筑山、点景。苏舜卿所筑的沧浪亭、蒋希鲁所筑的隐圃登耶都应用了不少湖石，从此，叠石遂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技艺，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叠山家及有关著作。

苏州名园狮子林，是元朝天如和尚与大画家倪瓒合作建造的。倪瓒在我国绘画史上是有名的山水画大师，出于他手的造园艺术品自然不同凡响，清乾隆南巡到苏州时，看了也称赞不已。狮子林虽经多次修葺，迄今仍景象奇异。

明、清是中国园林创作的高峰期。皇家园林创建以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最为活跃。当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给建造大规模写意自然园林提供了有利条件,如“圆明园”、“避暑山庄”、“畅春园”等等。私家园林是以明代建造的江南园林为主要成就。自然观、写意、诗情画意成为创作的主导地位，园林中的建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成为造景的主要手段。园林从游赏到可游可居方面逐渐发展。大型园林不但摹仿自然山水,而且还集仿各地名胜于一园，形成园中有园、大园套小园的风格。

明清时期在园林与园林建筑方面的主要成就：

第一，在园林的数量和质量上大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据《苏州府志》的记载，苏州园林在明代共有271处，清代有130处之多，解放初期，尚留有大小园林100多处。保存至今比较著名的如：沧浪亭、拙政园、留园、狮子林、怡园、网师园、环秀山庄、艺圃等。

第二，园林与园林建筑在民族风格基础上依据地区的特点所逐步形成的地方特色日益鲜

明，它们汇集成了中国园林色彩斑斓、丰富多姿的面貌。

江南园林是我国私家园林的杰出代表。长江下游苏州、扬州一带的私家园林，一般都位于城区近郊住宅之旁，作为日常生活起居的延续和扩大。规模一般都较小，多数是在平地开池堆上，种植花木，创造园林景观。在布局上，运用对比、衬托、尺度、层次、对景、借景的设计手法，使园林景观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获得小中见大、以少胜多的效果。虽然是咫尺园林，但由于平面安排紧凑，造园素材设计精巧，常给人以景色丰富、变幻的感受。

在意趣方面，特别是叠山的意趣方面，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概括和提炼，从理论到实践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各种石料的组合、变化，塑造峰峦洞壑、峭壁危径的种种形象，表达出雄奇、峭拔、幽深、平原的这种意境。苏州的环秀山庄、扬州的个园、南京的瞻园都是优秀的实例。

在园林建筑方面，类型十分丰富：厅、堂、馆、轩、楼、阁、榭、舫、亭、廊等建筑形式很少雷同，布置上讲究因地制宜及与周围环境的结合，造型上巧雅玲珑，虚实相间，十分生动。

第三，产生了一批造园方面的理论著作。

其中重要的著作有明代计成的《园冶》、文震亨的《长物志》。其他如清代李渔（笠翁）的《闲情偶记》（即《一家言》）、明代陈淏子的《花镜》、林有麟的《景园石谱》等。《园冶》全书分为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地、选石、借景等专题。在相地之前还列有兴造论和园说，是全书的总论，阐明了园林设计的指导思想。其中提出的造园要“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等精辟独到的见解。

到了清末，造园理论探索停滞不前，加之社会由于外来侵略，西方文化的冲击，国民经济的崩溃等等原因，使园林创作由全盛到衰落。但中国园林的成就却达到了它历史的峰巅，其造园手法已被西方国家所推崇和摹仿，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中国园林热”。中国园林艺术从东方到西方，成了被全世界所共认的园林之母，世界艺术之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