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

鲁迅与胡适

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

胡适，（1891.12.17—1962.2.24），徽州绩溪县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

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鲁迅与胡适，在我的视野里是两个窗口，一个通向深邃冷寂的长夜，一个连着开阔、暖意的春的原野。”（孙郁）

鲁迅是闪电，胡适是阳光（邵建）

鲁迅是酒，胡适是水（傅国涌）

鲁迅的精神是药，胡适的思想是饭，……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徐迅雷）

鲁迅和胡适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同盟军（《新青年》时期）到路人（甚至是敌人）的关系。

30年代，一个是左翼领袖，一个是右翼旗帜。学术界有“挺鲁派”和“挺胡派”。

从根本上来说，鲁迅与胡适性情、身份、立场差异太大。不同的留学背景，使他们成为“英美派”和“留日派”的代表人物。当然，在“留日派”中鲁迅又有着自己的特殊性。

鲁迅1902年４月进日本弘文学院，1903年发表《说镭》、《中国地质略论》等文章，表现了对科学的热情；1904年６月到仙台医学院；1906年３月退学，返回东京。

胡适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1904年，他到上海进新式学校，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后任该报编辑。1906年考入中胡适国公学，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

鲁迅学医的动机：救治像父亲一样的病人、战争时当军医、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弃医从文”：直接原因“幻灯事件”；深层原因是对国民性的思考（其中包含梁启超影响）。

胡适学农的动机:

“我的选择是根据了中国盛行的，谓中国学生需要学点有用的技艺，文学哲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个观念。但是也有一个经济的动机：农科学院当初不收学费，我心想我或许还能够把每月的学费节下一部分汇给我的母亲。”

１.对农学课程没兴趣，早年所学的知识用不上，一次关于苹果的实验，让

他下了决心。

２.辛亥革命之后，一位四年级的留学生让胡适代替他去演讲，向美国听众谈中国革命和共和政府，引起他的兴趣转移；

３.对英、德、法三国文学兴趣的成长，引起了对中国文学兴趣的复振。后在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攻读哲学，1917完成博士学业，1927年获博士学位。

鲁迅思考问题的角度，始终是民族国家的命运，最终由身体治疗转向精神的疗救。

胡适更多是从个人兴趣出发，来规划自己的人生，这决定了他思考问题始终执着于社会中的个人，为他走向自由主义（维护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选择）奠定了基础。

鲁迅与胡适志业的转向，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爆发和成功奠定了基础。

胡适开启了五四文学革命，鲁迅贡献了经典作品，二者相得益彰，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一个时代。

胡适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盟《新青年》；白话与文言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是胡适的发祥地，没有《新青年》，胡适的命运或许是另外一番光景。一夜之间，大洋彼岸的胡适名声大震。《新青年》成为胡适一生声名事业的发祥地，年仅26岁的胡适就此暴得大名，开始了他作为名人的生涯。

鲁迅向左转：

一种民间立场——始终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支持颠覆国民政府的革命行为。

政治立场左转，但基本的思想没变，看问题的角度没变，质疑与批判的锋芒没有收敛。

这种政治立场的转变，即基于人道，也基于正义，自然也有着微茫的希望。

基本的立场差异：

鲁迅立足于底层，是苦难人民的代言人，但他不谄媚大众，不利用大众，而是彻底地批判大众愚昧和麻木；

胡适立足于上层，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但他也并不逢迎官僚，不趁机捞取个人利益，而是试图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思想上，鲁迅建构了启蒙主义的体系，试图通过改变中国民众的心理，实现社会的总体变革；

胡适欣羡美国的自由宪政，试图在中国推行现代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为此他甘愿做政府的评论员和监督员，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特征。

文学上，鲁迅是一代宗师，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

鲁迅那些刀光剑影或痛彻心宇的文字，指向了无边的暗夜，让人在痛苦中思索；胡适清新、流畅而又不乏美感的文字，指向理想中的未来，给人们带来温暖。

府院之争

指民国五至六年(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原第一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依附日本军阀，掌握军政大权，与黎元洪分庭抗礼。

先是在国务院秘书长人选问题上，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了争执，最后由徐世昌出面了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这个问题上，双方斗争更趋激烈。

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但未获成功；后来段祺瑞又叫人写了对德宣战书要总统盖印，黎元洪为了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即使这样，段祺瑞仍不满足，在国会开会讨论时，又大肆干涉，终于触动了众怒。

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在这时下令撤销了他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津，并且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黎的免职令。

因一方为总统府，一方为国务院，所以它们间的争斗被称为“府院之争”

之后黎元洪请督军团团长张勋于6月14日入京调解。张勋入京后，拥立宣统复辟。事件为段祺瑞所镇压，黎元洪于事后辞去总统职，总统改由冯国璋担任。府院之争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