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选举权的发展简况

西方国家选举权的发展简况在1832年第一次选举改革前，英国人民的选举权是极为可怜的。

那时的选举制度极为混乱。

例如，在有些城镇，不少成年男人可参加选举，但在有些城镇中，能参加选举的成年男人不足百分之一。

此外，选举权之有无，在有的城镇取决于财产，有的则以自治机关的成员资格为转移。

当时，下议院议员也不是在人口比例的基础上选出的，而是每一郡每一自治城市，不论人口多少、面积大小，都有两个席位。

工业革命以后，这种不平等情况更加突出。

那些仅有少数居民的衰败城镇，甚至一个已陷人海中的城镇，在下院还拥有两个席位，而像曼彻斯特、伯明翰这样一些新兴的大工业城市，也仅有同样数额的席位。

1832年通过的第一个选举改革法案，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城市选民资格扩大为收入10磅以上的房主和年付10磅以上房租的房客;农村选民的资格扩大为收入10磅以上的土地持有者和年收入50磅以上的租地经营者。

通过这一改革，增加了约20万选民，比以前增加45%左右。

然而即使在实施这一改革法案后，在全部成年人口中，也只有7%的人有选举权。

通过1867年第二次改革和1884年的第三次改革，英国大部分成年男人开始享有选举权。

1918年在法律上规定成年男人普及选举权，与此同时，30岁以上的妇女也开始享有选举权。

1928年，妇女选举权的范围扩大到年满21岁以上。

经过这次改革，在成年人中享有选举权的人达到90%。

1969年再一次扩大选举权，选民最低年龄从2l岁降为18岁。

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文本中没有规定选举资格，它将制定选举法的权力留交各州，因而无权参加州选举的人当然也无权参加联邦的选举。

根据当时一般的州法律，拥有选举权者仅限白人、男性、有财产的公民，在有的州的全部成年男人中，享有选举权的仅有10%左右。

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多世纪中，选举权的扩展大体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30年代初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

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大部分被取消，但直到内战前，也仅有40%以下的成年人才有选举权。

第二个阶段是内战结束后，根据1870年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

”但事实上，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在联邦政府的纵容或参加下，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对黑人的选举资格作了各种严酷的规定，剥夺了绝大部分黑人的选举权。

据统计，直到20世纪40年代，南部各州的成年黑人中，登记为选民的仅有5%而已。

各州和地方政府为剥夺广大黑人和穷苦白人选举权而规定的选民资格主要有：交付人头税、具有较长期的住所，进行选举登记和文化测验。

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有五个南部州的法律规定以缴纳人头税作为选民的一项资格。

人头税之所以成为剥夺选举权的一项手段，主要还不在于这种捐税的金钱价值(一般仅一二美元)，而在于地方当局可用以摆弄黑人。

例如根本不向他们收税，从而达到剥夺他们选举权的目的。

所谓“选举登记”和“文化测验”的资格也是这种情况。

正如美国总统约翰逊1965年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所讲的：“黑人公民可能跑去登记，结果是被人告知，登记日子错了，登记时间过了，或者登记的官员不在……登记员可能要求他背出宪法全文。

或解释州法律中最复杂的条款;即使你有大学学位，也不能用来证明你有阅读或写作能力……惟一的办法是证明你是一个白肤色的人。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初。

当时美国政府在强大的妇女运动的压力下，于1920年通过了承认妇女享有选举权的第19条宪法修正案，从而较大幅度地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

1964年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在联邦总统和议员选举中废除以缴纳人头税作为条件。

1965年和1970年的选举法规定，联邦或州选举中暂停使用“文化测验”;参加总统选举的“住所”条件不得超过30天;在一定情况下，由联邦登记员进行选举登记，等等。

国会在1971年通过的宪法第26条修正案规定，在联邦和州及地方选举中，选民最低年龄统一为18岁。

目前在美国，有些州还对选举权规定了某些不合理的限制条件，例如，须在本州居住6个月到两年，选举登记，英语或本地语言的阅读能力等;在亚拉巴马州甚至还规定了“反共宣誓”的要求。

在法国，1789年革命后制定的第一个宪法(1791年宪法)中公开规定，仪“积极公民”才享有选举权，仅“积极公民”的条件包括“已缴纳相当于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不处于被雇佣的奴役地位”、“已登记在其住所的市乡政府的国民军花名册上”等。

除1792年一次选举外，1848年以前的所有选举中，都规定有收入、财产与其他条件的资格。

1848年以后，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享有选举权。

1944年妇女才享有选举权。

在不同的西方国家中，选举权的发展也具有不同的特点。

例如，有的国家和地区早在19世纪中后期就已承认妇女享有选举权，但法、意等国直到20世纪40年代，瑞士更迟至1971年，才承认妇女的选举权。

西方各国选举权都经历一个从人民很少享有选举权逐步发展为较广泛地享有这种权利的长期发展过程。

从西方各国选举权不断扩大的历史来看，这种发展是与各种条件不可分的。

除了战争的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舆论的改变、统治集团手法的改变等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广大人民为争取选举权而进行的斗争。

这种权利的扩大往往是工人、青年、妇女、少数民族的群众运动的产物。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马克思的事例摘要：现代欧洲工业国家的公法电台在整个西方媒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公法电台在保护新闻与言论自由上，在保障全社会的信息供给上，在推进社会多元化进程上，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法电台既不是国家电台、政府电台，也不是私人电台。

本文以德国为例，简单地介绍欧洲国家公法电台的法律地位、组织结构、任务与工作范围、资金来源、及其与私人电台的关系等等。

正文：联邦德国的公法电台简介现代欧洲工业国家的公法电台在整个西方媒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英国的BBC是公法电台中最出名的例子。

德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私人电视台解禁之前，只有公法电视台。

在奥地利，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一直只有公法电视台。

公法电视台不仅收视率极高，而且享有很多私人电视台没有的特权，受到立法与国家的特别保护。

公法电台不是私人电台，因而被很多在这里生活的中国知识分子误认为是“国家电台”。

一次，一位同胞抱怨说：（德国的）电视一台、二台有什么好看的，无非是在宣扬政府的那一套，还要强迫收缴那么高的费用，可见，西方的新闻自由也是假的！这位同胞或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或是源于文化的隔膜，或是出于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德国电视一台、二台的时事、政治节目的内容缺乏了解，想当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这篇短短的小文中，我将以德国的公法电台为例，简单地介绍一下欧洲工业国家中公法电台的法律地位、组织结构、任务与工作范围、资金来源、及其与私人电台的关系等等。

本文主要参考了德国Rostock大学Hubertus Gersdorf教授1999年冬季学期讲座中的第五部分“Oeffentlich-Rechtlicher Rundfunk（公法电台）”的讲义稿。

公法电台在国家结构中的地位从法律地位上讲，公法电台与诸多国家机构一样，属于公法机构。

它们是非营利性的，是服务性的，不必缴纳税收，常规职员具有公务员地位，可以征收法定的费用，其设置与运行受到立法与国家的特别保护，原则上讲不能破产。

但是，公法电台不是国家机构。

按照德国宪法第20条第二段所定义的“人民主权原则”，观念与意志的形成必须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即从社会、从民间到议会、到国家，而绝不能是反过来的。

因此，作为媒体的电台必须是非国家的、社会的、民间的。

由于电台的节目与内容、及其传播等等直接受到宪法第5条①所规定的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保护，相对于国家机构，它们处在一个防御地位，防御国家的介入与干涉。

这个防御机制是通过国家契约及立法程序等等来实现的。

领导结构与分工德国公法电台的领导与行政机构一般由下边这三个部分构成：广播电台委员会，行政管理委员会和总监。

1，广播电台委员会。

每一个公法电台都有一个广播电台委员会。

广播电台委员会是全体公众利益的代言人，是公法电台的最高领导机构。

它是一个集体领导机构，由来自政府（称为“政府席”）、社会各集团（“集团席”）、文化（“文化席”）与公民（“公民席”）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

这些代表虽然由这些社团派出，但是，他们不代表各社团的利益，在作决定时完全不受本社团的约束，而必须以良心与良知为唯一的准则。

这种多元的领导机构的构成，是为了确保社会各阶层的观点与声音都能在公法媒体中得到反映。

广播电台委员会的任务是：选举行政管理委员会；选举总监；对电台节目的内容向总监提供顾问；监督节目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与电台精神。

2，行政管理委员会。

行政管理委员会也是一个集体领导机构。

它的主要任务如下：I 在经营与技术方面向总监提供顾问；II 对经营运作进行检查；III 与对电台节目内容有关键性影响的高级员工签订劳工合同。

3，总监。

总监是公法电台法律与公共关系方面的总代表。

她（他）负责电台的运作与节目的设计。

她（他）对电台的领导主要通过各层执行组织，通过对员工的选用、监督与指导来实现。

总监是电台节目的直接领导与决策人。

广播电台委员会主要是通过规定路线、精神，选举总监来实行其对电台的领导。

受宪法保护的功能范围公法电台受宪法保护的功能范围大致包括节目的制作与传播。

按照联邦宪法法院的基本原则判决②，通过广播、电视向公众提供“基本供给”首先是公法电台的事务。

所谓“基本供给”包含两层意义。

第一，按照宪法第5条第1段第2句的精神，作为“公共渠道”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公法电台，必须通过相应的技术，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公法电台所提供的信息供给。

在收音机广为普及的时代，公法电台要提供广播信息供给；在电视机广为普及的时代，公法电台要提供电视信息供给。

目前，互联网逐渐成为普及性公共传媒。

到2001年6月为止，德国已有超过43%的家庭具备使用互联网的条件。

因此，公法电台在互联网上的供给与地位也正在热烈讨论中。

这就是公法电台的节目传播，也被称为“技术上的基本供给”。

第二，公法电台的信息供给——广播与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必须反映观点的多样性，报道的对象必须具有广泛的覆盖性。

这就是公法电台节目制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也被称为“内容上的基本供给”。

其它电台，特别是私人电台，不受“基本供给”的约束，但也不能影响公法电台的“基本信息供给”。

通过国家协约③与相应的立法，公法电台的“自主性”受到了全面的保护。

这个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具体节目的内容上，特别还体现在节目的范围上。

换句话说，怎样地实行观点与报道的多样性覆盖，怎样开发节目，怎样制作节目，包括什么内容，以什么样的形式，完全由公法电台自主决定，任何人不能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