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浅见

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之浅见

导读：简单探讨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内里关系，即“文史不分家”的道理。

摘要：纵观古代中国，文人政治无疑是社会最主流的政治模式。纵有武强文弱之时，也只是乱世的权宜之策，重文轻武依旧是大多数时候的情况。本文从文学与政治两方面出发，着眼于探讨文学与政治对彼此的影响，以及这种现象的源头、原因、发展，最后它为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影响和变化。

一、文人政治的起源

1、孔子

古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社会”，常言道“士农工商”，士子作为社会最上层的人物，几乎是主宰着整个国家政治的去向。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正式被确立为国之根本后，更出现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所谓文人骚客，从来都是政治的主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注定了在古中国，文学与政治是绝对分不开的。

这种现象的起源非常早，最典型的是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里的“优”并不是“优秀”的意思，而是“富余”，也就是“学习有多余的精力则可以管理国事，管理国事有多余的精力就可以学习”。

可以说，孔子是第一个将学习与做官结合到一起的人。他本人的文学成就不必多言，而他也确实是个“官迷”。《论语》中曾记载一则故事：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以美玉比喻孔子，问这块玉（您这样的人才）是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找个能赏识人才的君主效力呢）？孔子会意，答得飞快，还重复了两次，“卖了吧！卖了吧！我正在等待这样识货的商人呢！”

2、屈原

至圣如果是这样的观点的话，那么在后世，文学与政治绑定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追溯时代的长河，从春秋往后看，下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无疑是屈原。屈原的《楚辞》是浪漫主义的巨作，地位可与现实主义巨作《诗经》并肩，后人评曰“楚辞者，楚人之辞也。虽‘凤

兮’‘沧浪’，已载前籍，而《骚》尤深远，其辞若跌宕怪神，其思则缱绻恻怛，故能义兼《风》《雅》，体先词赋，於是楚辞代《诗》而兴，蔚然成家矣。”

《楚辞》辞藻华丽，文风诡谲，上问天命，下述鬼神，然而透过它，满篇却都是屈原本人的政治抱负。《离骚》留下的千古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闻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无不表达了诗人本人心怀天下、立志安世的理想。“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也隐隐有着借古喻今的意味，含蓄隐晦地对当今的执政者发出了劝诫和警告。屈原的这种手法，在后世的各种文学作品中也常有体现。

二、文人政治的发展

1、诗经与仁政

古中国文学，有一个重要功能，即教化。这个说话依然是孔子所主张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所谓“思无邪”，是从思想上说，“思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诚，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这里要说，孔子认为这句诗可以包括全部《诗经》意义。邪和正，必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仁”。这个标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叫，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要加一个“非礼勿思”。实质也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个“仁”要比这五个“礼”所规定的范围要广。

“仁”便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他要求统治者为仁君、施仁政、育仁民，仁者至仁。儒家是主张积极入世的，“仁”与“政”贯穿着儒家政治学说的始终，后继者无不以“仁”为自己政治生涯的终极目标，这一点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2、天人三策与独尊儒术

经历了一个相当混乱的王朝，终于迎来了文景之治的安详年代。此时举国上下追捧黄老学说，然而野心勃勃的年轻君主并不将其奉为圭臬。他理想中的盛世，应当是铁血皇权下的大一统盛世。官员，军队，这些都是很好解决的问题。然而，真正致命的，应该是无形的

利刃，他需要这世上最坚固的枷锁来奠定自己的王座。

“沽之哉！沽之哉！”有市场需求就会有商人。《汉书》形容：“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荐）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制诰）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庄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调制音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托孤）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记！”（《公孙弘传赞》）

董仲舒出现了，他以一篇《举贤良对策》成功脱颖而出，提出着名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三说，将君权彻底推上了神坛，高高在上地供奉起来。“天人三策称圣意，董生一举天下知”。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学上的大一统势在必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儒林列传》）。再有太学博士的出现，彻底确定了儒术的统治地位，也将读书与做官、文学与政治真正挂起钩来。

三、文人政治的产物

1、贬谪文学

此后两千多年，文人政治成为了主流风向，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十有八九是文豪出身。然而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时在文学与政治两方面取得卓绝成就。有些人，官场春风得意，他们的才学便成为了锦上添花般的点缀之物，用来教化人民、表达观点；然而有些人，政坛郁郁不得意，却一转身，被苦难打磨出灼目的光华，他们创造出另一种堪称奇迹般的文化，也是古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体系。

——贬谪文学。

《岳阳楼记》有言，“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非常贴切的形容了这种现象。十年寒窗，却一朝折足官场，世间黑暗无法埋没傲骨，他们便选择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贬谪文学的奠基人应当还属屈原，他的《离骚》，奠定了贬谪文学“发愤以抒情”的审美基调。屈原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贬谪文学的奠基人，是他的贬谪经历和叛逆性格使然。屈原的影响，主要通过他在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的人格魅力。屈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