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乘数资料

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货币乘数及预测公式分析

（马明白雅娟）

摘要：本文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变量———货币乘数着眼，研究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期间货币乘数及其构成因子的变动情况，以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共同作用下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来反映货币政策机制的传导效果。根据从2006 年3 月到2009 年10 月的数据，发现中国货币乘数总水平有所缩小，但相对美国货币乘数的巨幅收缩则仍然显得比较平稳，使我国得以运用相对较少的基础货币增幅换取了较大的货币供给增幅。同时，尽管在这段特殊时期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化较大，但预测公式仍然保持了基本稳定。

针对货币乘数理论，夏斌和孙玉琦（1990）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中央银行如何运用西方货币供给理论进行宏观决策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了辩证的讨论。马明（1996）对我国货币乘数进行过预测，并强调了货币乘数对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重要作用。指出为了把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一个目标区间内，就要把基础货币控制在一定数量限度内，而这就需要搞清货币乘数的变化，否则基础货币的吞吐就可能适得其反。谢平和唐旭（1996）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的规范定义推导出了中国货币乘数理论模型，得出中国的货币乘数可预测且预测精度很高等结论。陈学彬（1998）、刘斌和邓述慧（1999）、胡援成（2000）、黄燕芬（2006）对我国的货币乘数的运行规律和稳定性进行研究。李治国（2007）认为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结构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产生重要影响。邢哲（2009）对影响我国货币乘数变化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近年来我国面对世界金融危机，经济与金融有新的特点，但是从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货币供应量等货币相关变量本身来考察危机影响的研究及应对政策效果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比较少。鲁政委（2009）认为在当前特殊的经济环境下我国货币乘数扩张有难度。本文就是以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共同作用下的货币供给量变化来反映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且分别剖析了货币乘数各因子的变动对货币乘数本身的影响。然后针对2006 年3 月至2009 年10 月的数据，运用ARIMA 分析方法拟合出中国货币乘数的预测公式，试图比较在这段特殊时期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是否有本质的变化。

当基础货币增长率发生变化时，货币乘数的变化将直接增强或减弱其对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影响，从而直接影响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基础货币增长率来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能力。

（一）中国货币乘数、基础货币、货币供给量变动分析由图1 看出，期间货币乘数m2 整体表现为下降趋势，其间，基础货币表现为显著上升趋势，于2007 年12 月，2008 年6 月和12 月分别出现了三次相对较大增幅9.85%、6.26%和8.30%。对应于以上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的变化，货币供应量表现为在平稳中上升。从总体形势来看，其增幅低于基础货币增幅，根据公式推导和数据变化，这是货币乘数收缩的整体趋势所导致的结果。由图1 看出货币乘数增长率与基础货币增长率的反向变动关系也是较为明显的。

（二）金融危机期间我国货币乘数变化，以及与美国货币乘数对比所表现出的特点

自2008 年3 月救市至2009 年10 月，美国基础货币投放量已由857.573（十亿美元）增加到1883.631（十亿美元），增幅高达119.65%，对应货币供应量由7628.3（十亿美元）增加到8359.8（十亿美元）仅仅增加9.59%，而由于危机起源于美国，然后逐渐扩散至全球，影响到中国，自2008 年9 月起我国央行采取相应的对策，我国基础货币投放量由11.73 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9 年10 月的13.34 万亿元人民币，增加13.73%，同期的货币供给量M2 由45.289871 万亿元人民币增加到58.6643 万亿元人民币，增幅29.53%。很明显，中国用更少的基础货币增幅换取了更大的货币供给增幅，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流动性投放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效。就货币乘数而言，中国货币政策传导表现相比美国呈现出明显的特点：美国货币乘数剧烈收缩，从2008 年3 月的8.90 降为2009 年10 月的4.44，降幅高达50.11%，而同期中国的货币乘数从4.06 变为4.39，走势相对平稳。中国货币供应量取得了比美国更高的增幅，一方面是我国央行以比美联储以更快速度向市场投放基础

货币，另一方面是我国货币乘数下降较缓慢。在金融危机时期这一点实际上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