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与章学诚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的脉络，孤引之如下：

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

由此可知清代考证的兴起乃有儒学自身内部的原因。盖因“尊德性”发展到了极端不免流入“反智识主义”，各家各持己说不相上下，于是不得不征诸古本以定是非，走上“道问学”的道路。二者是儒学的两个方面，有其儒学内部的联系，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并不均衡。

书中章学诚是作为与戴震相抗衡的角色出现。余先生首先指出，这乃是出于后人的见解。在戴、章身处的时代里，时人均认为章学诚远远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然在章学诚自己的内心深处，“确引东原为同道，而且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抗礼” ，并就此一点展开了详细论述。实斋之所以自认自己能与东原并立乃在于他提出了与时人（包括戴东原）迥异的两个观点：一是经、史不应有高下之分，因为二者殊途同归，皆是入道的途径；再则是学问从入之途不限于考据一端，从“观其大意”入手，也能通于道。进而言之，章氏在清初“经学即理学”纲领的笼罩下开创性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这一理论经过章氏多年的建设已成论证充分的完善系统。因而有了“六经皆史”的有力支撑，章氏遂有信心以“文史校雠”与其时“经学训诂”的领袖——戴东原相抗。然“实斋岁自视甚坚……但并世学人，包括他的桓谭——邵晋涵在内，却未必能同意实斋这种自我评价” 。所以他作《朱陆》篇，指出“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此即指东原；而后撰《浙东学术》，“显然是要为自己在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中找一个适当的位置。这和《朱陆》篇认定东原之学系承朱子数传而后起，意思全相一致” ，由此一来，“南宋有朱、陆，清初有顾、黄，这才能衬托出乾隆时的戴、章并峙”，即从学术史上为自己的学说找寻脉络，以加强其在时人眼中

的真实性。这即是本书关于章学诚的基本论述。

戴东原的心态相对实斋而言稍显复杂。在论及章氏作《朱陆》、《浙东学术》二文所采取的以“性情”划分学者的理论时，余先生引入了“狐狸”与“刺猬”说。此说源自古希腊残句“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英人柏林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家与作家，柏林的说法简而言之，即刺猬型学者的生活、行为、观念都贯穿在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之中，狐狸型的人物则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其行为、观念大抵是离心而非向心，对各种经验和外在形象采取一种严肃的就事论事的态度。章学诚自然属于刺猬型的人，而“东原则以’刺猬’而深具’狐狸’的本领，而且一开始便被’狐狸’误认作同类，成为群狐之首……不过，通东原一生论学的见解观之，则东原虽偶有与’狐狸’敷衍妥协之处，而最后并没有丧失他自己的‘刺猬’立场” 。对处于18世纪的戴东原而言，考证是一种职业，因而“我们在讨论东原与考证学的关系时，不能不特别把他对纯学术的兴趣和职业上的兴趣加以分别” 。一个人的形象一旦固定，则此“形象”常常会反过来束缚住他。东原性本偏爱义理，在时人眼中却是以考证闻名，所以他难以（几乎不能）与考证派公然决裂，因此东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实斋要大。他作《绪言》（后更名为《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诸篇论性，篇成喜不自禁。然而却在反复修改，加入许多经典根据以证明自己并非空言著书后，“（诸人）及见《原善》诸篇，则群惜其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在他死后，后学洪榜撰其《行状》，载《与彭进士尺木书》，此书东原论及义理，当时大儒朱筠见之，嘱洪榜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 。这便是在儒家智识主义兴起背景下戴东原的基本情况。

戴震与章学诚本是“刺猬”，却生在了一个“狐狸”盛行的时代。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东原与实斋学术思想上的种种交涉，对清代中期的学术气氛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同时我们亦可清楚地看到，儒学传统从“尊德性”到“道问学”转变的种种脉络。余先生作此书的基本目的可谓完全达到了。

内在理路是本书的主要写作角度，作者依此向读者说明了宋、明理学向清代考据转变的内在逻辑。概而言之，这种转变是儒学本身的要求。“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但这两条路径在历史上发展得并不均衡。宋、明理学发展到巅峰之后，不得不转入文献以求征实，而由于这种转变没有跳出儒学本身的框架（事实上也不可能），其仍具有最基本的儒家关怀——求道。所以戴东原认为他的考据不过只是“轿夫”，义理才是“轿中人”；章学诚也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持“文史校雠”以立身，只因在他看来“史”亦可入道。整个乾嘉考据虽少有人谈义理，却没有人能否认考据背后的义理取向。梁启超所作《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称：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都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

之所以“家家谈经“，对经学的整理远远超过其他书籍，依笔者看来决不出乎“六经”乃载道之书的缘由。由此亦可看到“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远比看上去的复杂，此书主要就从内在理路考察了二者之间纠缠缭绕的关系。余先生特别强调内在理路亦有其现实原因，概因当时学术界（今日似亦然）普遍认为乾嘉考据的盛行是由于满清统治的政治高压，使读书人不得不钻入故纸堆，不敢轻易表现其现实关怀。此书出版后所引发的众多讨论也大量集中于其“内在理路”解释的合理性上。自然，余先生也承认“清末以来的政治影响说——清代的文字狱——是有根据的”，但当他秉着“我之所以强调’内在理路’，是因为它足以破除现代各种决定论的迷信”“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这样的观点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所投射的影响，本书全未涉及” 。因而，如果单从本书来看，“内在理路”对于儒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