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

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

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考察20世纪西方汉学的起点，必须谈到清末传教士在这方面的活动。同时研

究在华传教事业也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传教士不仅在华传播西学，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

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近代西方最初是通过传教

士来了解中国的。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和西方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

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会一再落在传教士们的肩头。这事实上是和西方特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中世纪以来的教会一直是欧洲学术文化的

中心。教会建立和控制

各种学校，一直到近代都是欧洲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和宗教、科学和宗教经常在同一个机构中成长和发展、冲突和斗争。资产阶级革命

以后，这种情况仍然部

分地保留下来。美国直到19世纪末，大部分大学都是由教

会创办的。可见教会与教育学术关系之密切了。法国学者戴

密微（Paul

Demieville

）评论利玛窦等的活动时说“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彻底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使它归化，而同时还有一种完全是科学方面的目的，这就

是推动更透彻地认识中

国，这并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受益。”⑴欧洲彻底地认识中国是否也对中国有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在这里我们

看到的是传教士充当了

汉学研究的先驱，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到中国的传教士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的任务。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近代史

上。19世纪开始，随着

欧洲和北美工商业的发展，通商贸易、殖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的潮流，更多的传教士梯山航海赴东洋。中国再度成为传教士写作的主题。如果

说明清之际传教士关于

中国的研究著作还能数得过来的话，那么晚清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已经多得不计其数了。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统计了1867年在华的338名传教士

的出版物，其中仅以中文发表的就有787种⑵。传教士成为多

产的写作者，

担当了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角色。毫无疑问，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有许多不利的条件。第一，起初，他们大多数人对中

国的语言文字所知不

多，其中有一些例外，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被称

为当时欧洲最通晓中文的人材。

理雅各（JamesLegge）“深通中国文字”；郭士立（Charles

Gutzaff）擅长中文且能讲官话和几种方言。但是学好中文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人称他们用中文写的东西“

词义不可甚晓”。马

礼逊自己承认中文知识

有限。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全理解中文资料显然是有困难的。第二，他们是外国人，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要洞察有几千年历

史、包含了儒佛道多种因

子的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是不容易的。第三，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文化蒸蒸日上的时代来到中国的，心理上强烈的优越感，使他们在观察东方时

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某

种程度的偏见，把一孔之见夸张为普遍结论。但是，作为冷眼旁观的外来人，他们的研究也有显然的优势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

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

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

学的外国医生。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

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

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

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

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

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

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

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

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

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

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