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论文

《西游记》的主旨——英雄之死

内容摘要：《西游记》诞生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此之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结构在思想、文化、政治等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以已完整建立起来，到明代已经相当稳固。这一点，在作为神魔小说的《西游记》中注定也要打下无形的烙印。故此，在《西游记》一书中，我们可以捋清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组织规则；这样之后，我们回归作品便可以体味到该书在浪漫化传奇化背后隐含的现实悲剧性，为悟空这个英雄角色的陨落而叹嗟。

《西游记》作为文学文本因融入了诸多的艺术构造和描写，或多或少有其浪漫的一面，又因通书由神话串联起来，所以它使原来的玄奘取经的历史在文本化的基础上又向浪漫化倾斜也不足为奇。

如果探究《西游记》的悲剧色彩，缘何又讨论文本的浪漫化呢？因为人物的思想性格往往在浪漫化的记述中更加饱满。另外，浪漫化文本不代表喜剧，按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悲剧常源于社会的黑暗压迫，并造成个人外部命运的悲惨遭遇。这种观念引导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带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性和批判性。而现代悲剧美学融合了西方悲剧观，引入了主体的内心斗争和精神性格的冲突，内在的冲突加上外在的社会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内外冲突相互纠缠难以取舍，最终走向崇高的毁灭的悲剧。就结果而论，《西游记》便在无意中显露了些许的现代悲剧意味。

反观《西游记》的浪漫化描写，吴承恩诙谐生趣的笔调除了用来描写离奇曲折、跌宕起伏的取经经历，也大量地刻画了取经团体的各自的精神面貌，在性格流变的矛盾中已蕴含悲剧成分。

每一个悲剧都有一个载体。纵观《西游记》全书，唐玄奘无疑是支撑整个取经事业的领袖。但这种领袖气质仅仅表现为他对佛教的极度虔诚上，甚至可以说是源

于菩萨赋予他的权威“你今须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须他保护你”（第五十八回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再加上观音教给他驾驭悟空的紧箍咒，可见悟空的重要性。另外，有别于历史的是，取经的策动者在西游记中并不是唐僧，而是太宗听了菩萨的劝告差遣玄奘参与的。再者，唐僧一路上皂白不分，性情软弱，在乌鸡国几乎献心救人。经历了“三打白骨精”和“假猴王水帘洞誊文”后，取经事业几近瓦解。就个性而言，孙悟空是作者浓墨重彩、精心塑造的艺术形象，极具叛逆精神而且神通广大，遇事果敢，上通天界，下谙地府，承担了八十一难斩妖除魔的主角，最后的结果却是本性的磨灭。故而，悲剧性集中于他的身上。

一、悟空的浪漫性格为西游记的悲剧性搭建了内在舞台

《西游记》开篇明义，第一回就交待了悟空奇异的诞生历程，透漏出浓郁的浪漫气息，作者把神性寓于顽猴之中，不能不说是带着调侃的意味。后来悟空又以不俗的勇气发现水帘洞被尊为“美猴王”，到第十三回一直在写悟空挑战天庭权威的斗争，尤其是“大闹天宫”，将悟空的英雄形象和反抗精神表现的淋漓尽致，达到高潮。“大闹天宫”缘于天廷的两次招安都不遂他之意愿。第一次是招安骗他当了“弼马温”，而“弼马温”不入天神之流，孙悟空一气之下打出南天门。第二次是“齐天大圣”之职有名无实，连参加蟠桃大会的资格都没有，于是他“搅乱蟠桃大会”，“偷御酒”，“窃仙丹”把他的满腔愤恨尽情发泄。与天廷的“神兵神将”进行了正面交锋，把他那叛逆精神推向了一个光辉的顶点。

二、悟空的性格精神在其对封建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又受到反作用而钝化，英雄最终陨落

西游记的第十三回是一个分水岭，原因在于此回的前后两部分把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两面性揭露无余：前一部分肯定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体现了蔑视统治者的权

威，反对部合理社会秩序的叛逆精神”；后一部分“又肯定了孙悟空等人护法取经，体现了维护既定秩序的观念”。（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封建社会具备一整套自我维护的政治思想机制使其在几千年中稳固地延续。即面对反抗者，统治集团可以在思想上教化，在政治上拉拢，以“招安”的方式把前者纳入自己的体系，削弱他们的反抗意识。这构成了悟空因自身社会地位的转变而精神堕化的必然悲剧。

首先，封建统治集团无上的权力，逍遥无忧的生活状态本身就对身居下役的被压迫者是一种诱惑。悟空在东海龙王那骗取金箍棒前已经身为“美猴王”，又从菩提师祖那学到了七十二变和筋斗云，在花果山独霸一方无忧无虑。大闹天宫的肇端可以追溯到他对衬手武器（统治权的象征）的觊觎，反抗精神无从谈起，只能说叛逆精神。这种叛逆精神的矛头指向了天庭的职务。“弼马温”不能使他满足，他便自封为“齐天大圣”，并扬言“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叛逆精神和李逵的极其相似，在《水浒传》第一百二十回中李逵对张办事讲：“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的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当佛道两界神仙经过悟空的搅闹最终给予他修成正果的机会后，也就相当于宋王朝那样打开了一扇通往个人满足的“招安”之路，叛逆精神和他渐行渐远也不足为奇。“资产社会有一种矛盾的意识，他一方面藐视政府，憎恶贵族，反对官僚，咒骂劣绅，因这些人物是不公事件的制造者；他方面有缘维持现状，恐惧革命。所以宋江等人的招安为必然结果。孙行者的终被降服也系必然的收束”（《李辰冬古典小说研究论集》中华书局）。悟空取经前后性格表现的实质区别仅仅在于以何种方式加入统治阶层。

其次，悟空加入取经行列后便成为了神仙秩序由乱而治进行调整的工具了。西天路上许多妖魔是神佛有意无意放纵的，例如太上老君的两个童子变成了金角银角大王，狮驼岭的金翅大鹏是如来的亲娘舅，通天河的鲤鱼精是泾河龙王的儿子，红孩儿则是牛魔王的亲儿子，甚至于八戒仅仅因为调戏嫦娥就被贬凡间，沙僧因为打碎了七宝琉璃灯便斥逐流沙河。如此种种足以证明乱自上起，以及由宗法制度组织起来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失控。孙悟空一路上降妖除魔在客观上整顿了佛道两教的统治体系，而他自己和八戒、沙僧亦是作为封建秩序重组的承担者和赎罪者参与了集团内部的调整。唐僧是作为佛教的代理人、监督者和引导者一路走完取经路的。他的诀窍在于佛教的迷惑性以及紧箍咒的权威性和威慑性。每次悟空的叛逆精神觉醒之际，唐僧便施加紧箍咒使悟空叫苦不迭。当悟空在忍无可忍之际重回花果山后，他最终敌不过师徒之情而返回取经之路，最后的一丝自由意识也淹没在了佛教教化中。在软硬兼施的手段下，悟空的个性被自己的斗争初衷和外在的社会秩序磨灭了。八戒的性情可以从侧面证明这种腐蚀力——八戒在全书中最坚定的主张便是回高老庄，但是他没有一次像悟空那样回去一次。原因离不开八戒本来就是天庭的封官，他身上一丝的斗争性都没有体现出来，取经只是一次戴罪修行的程序。悟空则不同，它以石猴的身份冲击既定的封建统治结构必然要压抑自身那与生俱来的追求逍遥自由的个性和无所畏惧的勇气，在获得跻身上层的机会后又不得不屈辱地接受紧箍咒枷锁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佛教的侵润使内在的欲求扭曲成了顺服的力量，最多也不过是在观音和如来面前撒泼使性，可悲地挥洒残留的幽默顽皮的天性。总之，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一方面要求悟空把性情禁锢在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承担起剪除腐朽绥靖平民的统治义务。这便是从悟空这个英雄形象身上展现出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悲剧性的缩影，也是《西游记》传达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