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分工与工业革命

产业分工与工业革命作者：莫秀蓉来源：《经营管理者·上旬刊》2016年第04期摘要：从英国工业革命到21世纪初，世界工业化已经走过了200多年的历史。

中国的工业化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也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起国，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之借鉴。

本文主要从产业分工入手来分析英国、美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的工业化历程。

关键词：工业革命产业分工启示从英国工业革命到21世纪初，世界工业化已经走过了200多年的历史。

中国的工业化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也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中国作为工业化的后起国，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之借鉴。

本文主要从产业分工入手来分析英国、美国、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的工业化历程。

一、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产生，学者们从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从产业内部分工的视角来看英国工厂制度建立、主导产业确立、国内产业结构合理配置对英国完成工业化的影响。

1.产业内部成功分工促成工厂制度建立。

从15世纪至工业革命前，乡村工业特别是毛纺织品制造业是英国工业的主要形式。

毛纺工业由于技术简单、投资低使之成为农村中一种普遍性的家庭副业，这种家庭副业主要是靠在当地雇佣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乡村工人，大多数农民仍占有小块土地。

这些工人农时耕田养畜，闲时纺纱、织布、打铁。

乡村工业的发展还吸引了城市中未能充分就业的人员，出现了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

由于农村家庭副业不受行会束缚，因而给商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

一些商人深入到农村收购加工纺织品，这样商人不单纯是进行羊毛绒纺织品贩卖活动的商人资本家，而是逐步变成了商业资本家兼雇主的“布業家”即包买商，包买商逐步控制了这些行业的生产和销售，广大手工业者实际上已沦为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分散的、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场手工业。

一方面表现为手工业品的产量提高，并随英国海外市场的扩展而远销国外；另一方面是农民家庭手工业日益脱离耕织结合的生产形式而走向独立的商品经济道路，西方学者称这个时代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时代。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半工半农式的、分散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不能满足需要，“布业家”便开始创办大型作坊，分散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便向在分工基础上、在统一监督和指挥下进行生产的集中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转变，一些大型的手工业工场雇工达2000多名，最普通的中型工场工人数也在500一700人之间，机器也日益更新，并建立了具体的工厂制度。

是什么原因导致英国农民家庭手工业脱离耕织结合的经营方式，或说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条件是什么？马克思说“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2.国内产业的合理配置。

由于毛纺织业受到了政府和行会的过度保护，所以大约在1685年间，既实惠又轻便的棉纺织业便由尼德兰的安特卫普移民传入英国。

棉纺织业规模小，到1760年出口总值没超过5万英磅，由于弱小新兴性和力求发展壮大的动机，棉纺织业率先进入工业革命的行列，其工作机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引起了棉纺织工业生产率飞速发展，到19世纪30年代，以棉纺织业为主的纺织工业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产业部门。

在纺织业发展的同时，带动煤炭和冶金业发展，从而钢铁产业也随着开始膨胀起来，英国工业化生产体系初步形成。

18世纪最后几年，英国机器制造业开始兴起，为提高国内经济部门装备能力准备了条件，如英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体系，包括开掘运河、建造汽轮和兴建铁路等方面发展快速，到1855年英国铁路达到12960公里。

经过发展，英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次产业之间和工业内部结构的演变都很突出。

从1801年到1841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从32%下降到22%，同期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23%上升了11%，在农村，由于农业资产阶级调整生产结构，从初期的养羊到后来大量种植谷物，并在生产技术改良、应用和新品种的培育上下功夫，农业的就业人口所占比重由35%下降到23%，工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从29%上升到39%，从以上数据来看，英国三次产业结构合理发展，其实质上也是产业内部实现合理分工的结果。

二、美国美国作为世界上人口较少的国家之一，在经济上却引领国际潮流，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重视产业区域分工转移和融合。

1.产业在区域间分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众所周知，政府通过《宅地法》等一系列法律和优惠政策诱导移民向西迁移，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西进运动，该运动促成了以西部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美国硅谷的出现，成为引领全世界以信息化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

二是1993年9月制定了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出口战略”，以推动美国经济从内需主导型向外需主导型的转变，并在西部推行，确定半导体、电脑、通讯、环境保护、服务业等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6大重点出口产业，这些都是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区域分工的表现。

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是在政府制定区域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东北部和南部重工业发展遇到瓶颈时，以信息化带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在西部崛起，到20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美国出现了传统制造工业衰退的现象，西部却以信息化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出现为传统重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960-1980年间，美国工业产值“高技术工业产值的份额从27%增长到38%，非高技术工业（包括资本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工业）所占份额从73%下降为62% 。

20年来，高技术工业的比重上升了40%，劳力密集型工业略有下降，而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部门的产值比重则分别下降了16%和18%。

由此可见，美国产业结构的转换不仅表现在工业从以轻工业为主导部门，向以重工业为主导部门的转化，向以重工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化，而且体现在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向高技术加工业的转移，标志着高新技术主导产业在美国最终确立。

2.产业融合化趋势明显。

产业融合是以产业边界的模糊化和消退化为特征。

产业融合的发展首先是和特定产业相联系的，即在信息化条件下，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等产业之间出现模糊化和消退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技术、产品、业务、市场以及产业发展方向的融合。

产业融合是在企业兼并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

回顾美国历史上的五次兼并浪潮，第一次兼并（1893～1904）是横向兼并。

横向兼并是使紧密相关行业的多数中小企业相互兼并，迅速扩大企业规模；第二次兼并（1920～1929）以纵向兼并为主，由垄断资本集团首先掌握一些大银行或大企业作为“母公司”，通过它们收购和控制许多“子公司”，形成纵向一体化的企业组织结构；第三次兼并（1960～1972）以混合兼并为主，而且是无关联的企业相互兼并盛行。

第四次兼并（8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大企业间的横向合并。

这次兼并的特征是相同、相关产业的兼并，并向金融机构大量举债，形成以现代大公司为主体的新型产业组织结构；第五次兼并（1990年至今）—跨国公司跨国兼并融合和大企业合并。

美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生产组织形式在经过第三次产业革命后得到大大提高，组成了跨国公司，从此开始新一轮的资本输出，各相关、不同产业之间融合兼并趋势明显。

在兼并的过程中，美国利用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逐步发育成长为新的产业，原有的夕阳产业消失，也催生了一些新兴产业。

从企业兼并发展起来的产业融合现象，是在产业国际分工的大前提下兴起的，国际分工一方面促成产业融合，另一方面又刺激产业内分工，企业兼并和融合本身也是分工，是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是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的过程和结果。

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20世紀60年代以来，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东亚国家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堪称“东亚奇迹”（（世界银行，1995）与“中国奇迹”（林毅夫等，1999），引起了世界各国关注。

推动日本和四小龙在短短30年里快速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学者们众说纷纭。

其中有观点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是一种“制度模式”，是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供给，并有效地实施的结果。

而保罗·克鲁格曼却以全要素生产率未见上升为依据，认为他们都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和资本投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随着投资导致资源耗费枯竭，这些国家的经济将不可能高速度增长[保罗·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J]，外交.1994（6）.]。

本文指出，日本和四小龙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善于从国际和国内产业分工的视角去走本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成功地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东亚各国的经济起飞依序相连，产业结构处于梯形递推层次，已确立一个互补性较强的区域性“雁行”产业分工体系。

在产业互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东亚各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区域内商品市场和资金市场。

50年代以来，全球经历四次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在60、70年代日本经济内部形成产业结构升级压力，这对于当时发展水平低、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均相对丰富的东亚“四小龙”来说，是一个难得历史发展机遇，它们迎接日本产业（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转移，外来的资金、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四小龙”的土地、廉价劳力的结合使“四小龙”经济迅速起飞，并很快在70年代成为亚太重要轻工产品加工制造中心。

日本与“四小龙”间产业转移是东亚区域经济内的第一次产业迁移。

又经过十多年高速发展，开始面临十多年前日本所面临的相同问题，生产成本迅速上升形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

“四小龙”狭小的地域空间和经济资源短缺，使得在经历仅仅十多年的发展后就形成产业结构的内部矛盾。

80年代，“四小龙”低层次制造业大量向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内地转移，使东亚区域经济空间的范围延伸到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产生东亚区域经济内部的第二次产业迁移。

至此，东亚区域经济的“雁形”构架已形成，其构架是日本—香港特区、台湾地区、新加坡、南韩—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华南区等。

东亚经济区域向东盟国家和中国内地扩张和伴随产业结构转移，不仅带来东盟及中国沿海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增强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实力，巩固“四小龙”在东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以“雁形”构架为特征的东亚区域经济空间的出现和要素在通过“雁形”构架在区域经济空间内的有机结合所产生巨大整合优势是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1]尹歌.英国工业革命、国家管制与经济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2014（3）.[2]贾根良.美国崛起为何能抓住“机会窗口”——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经验借鉴[J].人民论坛，2013（6）.[3]陈彩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J].经济纵横，2009（10）.[4]《资本论》第三卷，第885页.[5]李怀和. 英国工业革命的诸因素[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6]刘笑盈，推动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M].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7]林大建.“新经济”的宏观特征、结构变动及相关政策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0（5）.[8]佟福全.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前景[J]，未来与发展. 1982（3）.[9]邬义钧. 企业兼并及美国企业五次兼并浪潮的启示[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 （1）.[10]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194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M]，2001.425.[11]保罗·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J]，外交.1994（6）.[12]奇波拉. 欧洲经济史·十六和十七世纪[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46，248.[13]彼得·克里德特等，工业化前的工业化 [M]（英文）.剑桥1981， 6.作者简介：莫秀蓉，女，汉族，四川南充人，西华师范大学讲师，经济学博，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