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不是宗教

儒学是不是宗教？（整理）

一、问题之肇始与演变

“儒学是否宗教”可以一直上溯到明末清初开始的“中国礼仪之争”。“中国礼仪之争”如果从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1565 -1655）在利玛窦（MatteoRecci,1552-1610）1610 年去世后接任耶稣会中国会长算起，到1939 年罗马传信部发布教皇庇护十一世教谕时为止，长达340 年之久，即使从17 世纪30 年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开始同耶稣会公开发生争执时算起，也绵延了 3 个世纪。这一事件不仅牵涉到当时在我国传教的耶稣会、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等诸多基督宗教传教团体，而且还牵涉到罗马教廷，牵涉到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克雷芒十一世和庇护十一世，牵涉到康熙、雍正、乾隆诸位中国皇帝，不仅牵涉到中国一大批教内外士大夫，而且还牵涉到欧洲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然而，如所周知，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别的，正是“儒学是否宗教”这样一个问题。至19 世纪末，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论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维新变法运动和民国早期，康有为、陈焕章等先是在京创办“保国会”，呼吁“保国、保种、保教”，后又创办“孔教会”，显然是从宗教向度来理解儒学的。其后，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等却反其道而行之，均强调儒学的科学性而否认儒学的宗教性。然而，至20 世纪中叶，情况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又重新肯定儒学的宗教价值。他们的这样一种立场在1958 年元旦发表的由唐君毅起草，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合署名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1978 年底，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先生, 推翻五四以来的定论, 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 由此引发激烈争论。由于关乎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儒教(或儒学、儒家)是否宗教”的问题, 尽管参加争论的学者并不很多, 然而它确是20年来中国大陆学界最具挑战性, 也是一个颇有争议并使诸多学者颇感困惑的问题。时至今日,20 多年过去了, 虽然学术界仍没有统一的认识,且大多数学者仍持否定或有条件的否定意见, 但理解和支持者开始增多。

20 年来的儒教争论, 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自“儒教是教”说提出至80 年代中期。

80 年代初, 任继愈发表了《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第1 期), 《儒家与儒教》(《中国哲学》第3 辑, 三联书店, 1980年8 月),《儒教的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2 年第2 期),《朱熹与宗教》(《中国社会科学》1982 年第5 期)等一系列文章, 论证“儒教就是宗教”。对此,一些学者表示质疑,并纷纷撰文予以反驳主要有李国权、何克让《儒教质疑》(《哲学研究》1981 年第7 期), 张岱年《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哲学研究》1981年10期), 冯友兰《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性质》(《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3 期),崔大华《“儒教”辩》(《哲学研究》1982年第6期), 林金水《儒教不是宗教——试论利玛窦对儒教的看法》(《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2 期), 李锦全《是吸收宗教的哲理, 还是儒学的宗教化》(《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等。可以说, 当时认为“儒教是教”说的学者, 只有任继愈一人。就笔者初步统计, 该阶段共发表文章十几篇。参加争论者几乎都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争论焦点是“儒教(儒家儒学)是不是宗教”。

第二阶段, 自80 年代末至2000 年。

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文章有:任继愈《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文史知识》1988 年第6期),《论白鹿洞书院学规》(《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1 年1月),《从程门立雪看儒教》(《群言》1993 年第2 期), 《朱熹的宗教感情》(《群言》1993年第8 期),《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 中国青

年出版社, 1996 年5 月);周黎民、皮庆侯《儒学非宗教论——与任继愈先生商榷》(《湘潭大学学报》1988 年第2 期);何光沪《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署名“范艾”, 《文化·中国与世界》, 三联书店, 1988 年4 月),《中国文化的根与花——谈儒学的“返本”与“开新”》(《原道》第2 辑, 团结出版社, 1995 年4 月);朱春《儒教是社会化、世俗化的特殊宗教》(《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 第年3 期);牟钟鉴《中国宗法性宗教传统试探》(《世界宗教研究》1990 年 1 期);张践《儒学与宗法性传统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91 年1 期);李泽厚《再谈“实用理性”》(《原道》第1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10 月);邹昌林《儒学与宗教的关系》(《世界宗教资料》1994 年第4期);李申《关于儒教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95 年第 2 期), 《儒教、儒学和儒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 年第1 期),《朱熹的儒教新纲领》(中日韩儒释道三教关系讨论会, 1997 年8 月),《儒教研究史料补》(《中国哲学史》1999 年第1 期);谢谦《儒教: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宗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 年第5 期);姜广辉《儒学是一种意义的信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 期);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李申《“儒学是否宗教”笔谈》(《文史哲》1998 年第3期);苗润田、陈燕《儒学:宗教与非宗教之争——一个学术史的检讨》(《中国哲学史》1999 年第1 期);卢钟锋《世纪之交的儒学泛宗教化问题》(《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 期)。

专著方面:李申《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卷, 1999 年12 月;下卷, 2000 年2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第一部站在“儒教是教”立场上完成的学术专著。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儒释道三教和哲学、科学的综合考察, 确认并接受了任继愈的观点。在经过多年深入研究并撰写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论文的基础上, 终于在世纪之交推出了这部150 万言的学术专著。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 正本溯源, 阐明了中国儒教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部历史。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上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1 月), 亦为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全书近百万字, 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详细地描述了“宗法性国家宗教”的特征和发展情况, 并认为该教与儒家哲学“相互补充, 携手共进”, 两者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张荣明《权力的谎言———中国传统的政治宗教》(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1 月)和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1 月), 则是从政治文化角度探讨儒教与中国古代政治关系的力作。

在这一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学界对海外学者的儒教观点的介绍。80 年代中后期,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儒教研究影响较大;进入90 年代, 新儒家的儒学宗教性的论述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海外学者的有关论著也在大陆发表。较重要的论介性文章有:周勤《儒学的超越性及其宗教向度———杜维明教授访谈》(《中国文化》第12 期1995 年秋季号), 郑家栋《儒家思想的宗教性问题》(上下)(《孔子研究》1996 年第2、3 期), 郭齐勇《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中国哲学史》1999 年第 1 期), 段德智《从存有的层次性看儒学的宗教性》(《哲学动态》1999 年7 期);黄俊杰《试论儒学的宗教性内涵》(《原道》第6 辑,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年5 月);苗润田《牟宗三儒学宗教论研究》(《孔子研究》2000 年第6 期)等, 以及诸多文集中的有关篇章。著作有:秦家懿、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 1990 年12 月), 克里斯蒂安·乔基姆《中国的宗教精神》(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年5 月),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8 月),加地伸行《论儒教》(齐鲁书社, 1993 年12月),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11 月)和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7 月)等。这些论著不仅丰富了儒教研究的内容, 而且也进一步促使了大陆学界对儒教问题的关注和深入探讨。

第三个阶段：2000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