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句子解释

《记念刘和珍君》文中几个句子的解释

冯雪峰

有好几个读者写信给我，谈到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华盖集续编》）中有几处不容易领会，现在照我的了解在这里解释一下。

一、原文第2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这真的猛士，应怎样了解？又，为什么说真的猛士是哀痛者和幸福者？

照我的了解，真的猛士就是真的革命者的意思。这是泛指；有人以为系指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被杀害的四十多个爱国青年，我们看原文却不是的。这样牺牲了的爱国青年固然也应该说是革命者，但作者在这一节话中并没有说到这一层意思。实际上，这些爱国者完全牺牲于反动政府的阴谋凶杀；他们当时只是为了援助外交徒手请愿而已。作者在全文中都并没有认为这就是革命的行动。——根据原文，“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就正是指的反动政府凶杀这种黑暗事实。因此，这句话就是说，真的革命者是敢于正视这样黑暗的现实的。

第二句话的意思也就很明白：真的革命者既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那么，他也就能够真正看到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他显然是最哀痛的。同时也只有真的革命者能够真正看到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这样，他也是最幸福的。这是和下文所说的庸人比较而说的，因为“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这里说的庸人，是平常人的意思。下文又说：“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这正是作者感到非常沉痛的。

二、原文第4节最后一段：“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

当时是中国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时候，青年学生和市民为了援助政府外交而向政府请愿，政府反而加以屠杀；当时的反动文人（《现代评论》派等）还说青年自己去送死。——这种最黑暗的统治和最反动的言论，可以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使一切爱国者和人民将都觉得事情已经到了尽头，说什么话也没有用了，只有举行革命；一种是一些爱国者和人民的革命分子被摧残了之后，全民族都被黑暗统治着，留下的爱国者和人民都悲观失望，民族就沉默地走到灭亡。也就是说，可以有两种沉默，一种是暴风雨（革命）前的沉默，一种是走向灭

亡的沉默。

这是作者最大愤怒的表现，也是革命的号召。在发生惨案当天作者所写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的一些话，就可以说明这段话的意思，例如：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三、这篇文章以及前后几篇中，鲁迅先生都不以请愿为然，他是正确的么？

照我了解，鲁迅先生是完全正确的，在原则精神上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完全一致的。像1926年3月18日那样的爱国请愿，毫无疑义是群众的一种爱国运动；向政府去请愿，提出人民的要求，也毫无疑义是群众的斗争方式之一。但请愿究竟不是彻底的革命斗争，也不是彻底的爱国斗争，尤其是向当时那样反动的政府去请愿，除表示出了群众的意向和力量，实际的效果是决不会有的。当时，我们的党就一方面领导着群众的一切爱国运动，一方面时刻向群众指出反动政府的实质，指出对反动政府不能存在幻想，同时更指出必须进行比请愿之类更彻底的爱国斗争，以教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爱国运动都无限关心，并且热烈参加和支持，那是不用说的；同时，他指出向反动政府请愿极少效果，这在提高群众的认识，鼓舞群众进一步走上彻底的爱国道路、革命道路上去，是完全正确的，是和共产党的战斗态度完全一致的。他在当时写的《空谈》一文中所说的像下面这样的话，就正是他的正确的战斗的态度的表现：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再者，鲁迅先生虽不以请愿为然，但对于请愿群众是始终同情和支持的，看同一文（《空谈》）中下面这两段话就最明白：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

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这不仅说明鲁迅先生完全以最鲜明的态度站在群众的方面，而且像这些话以及当时发表的好几篇文章，这样及时地、最尖锐地揭露了人民敌人（包括反动文人如陈源等，他们诬蔑群众去送死，又诬蔑群众领导者，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凶毒和阴险，对于当时群众的斗争是最必要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文艺学习》1954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