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

16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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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的发展是有起有伏的，或说有周期性，尤其是商业和市场的发展。

论者谓中国商业史上有三次繁荣期。

一次在春秋战国，延至东汉末而衰。

一次在宋，历元而发展势头中断。

一次在明后期，及至鸦片战争而转型。

[1] 此就三千年大势而言。

近世周期论者尚有百年上下之长周期、25年左右之中周期、数年一见之短周期等理论。

周期原因，论者各殊，而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规律则有普遍性。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其周期频率与波动幅度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

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惟因数据不足，难详究。

在欧洲，13世纪以来的几次百年以上的兴衰已大体可考，16世纪以来考察较详，18世纪以后则各种中短周期均有精密研究。

在我国，则除近现代外，这种研究还基本上是空白。

周期性研究当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但因史料不足，常是从最敏感的商业和市场入手。

如厄什()、阿倍()等对中世纪欧洲农业长周期的研究就是用市场价格和贸易状况论证的。

[2] 16世纪是欧洲重商主
义时代，物价革命，市场繁荣，财富积累，引起社会大变革。

马克思认为16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

在中国，16世纪即明正德至万历前期，商品货币经济有颇大发展，已为史学界公认。

实则，这种发展也引起了社会某些具有近代化倾向的变革，并出现启蒙思潮。

[3] 这正是它不同于秦汉、宋代两次商业繁荣之处。

傅衣凌晚年提出“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并指出：“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只因种种原因，这些变化起伏跌宕以至中断，但到最后仍未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4] 我深佩其论。

但是，我国研究这时期经济发展的论著，大都是明清并述或通论；像讲赋役大都是从一条鞭直落到摊丁入地；讲商品、货币和市场，也是从嘉靖到乾隆；好像直线发展似的，不见曲折兴衰，是有未足。

我最早感触这个问题，是在70年代末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的时候，该卷是讲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嘉靖万历间记载颇多。

但天启以后(进入17世纪)却极罕见，有些萌芽事例竟无下文，到乾隆时始再现，中间有段空白。

无从解释，我就把这些无下文的事例移到清代有关行业一并叙述去了。

[5] 这实在是一种逃避的办法。

1981年，莱登汉学家宋汉理来访，承示所著《十六世纪中国商人和商业》[6] ，谈及西方学者关于“中国17世纪危机”论点。

当时我正准备写《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一文，[7] 已明见17世纪中期市场的萧条，到1711年康熙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才转入繁荣。

但我不愿套用西方经济史中“17世纪危机”的说法，[8] 就在该文中以“明盛世”即嘉靖万历为准。

后来我在写《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9] 时又是以“清盛世”即乾隆嘉庆为准，从而把17世纪避开了。

这实际是可耻的。

本文论16与17世纪市场，可说为补前愆。

我在前两文中是从商路、商镇、主要商品的运销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来考察市场的。

近年来，时贤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步步深入，远远超过了拙作，我自不当掠人之美。

因而本文改从人口、物价、财政、商税、白银问题几个方面作些初步探讨。

为节约篇幅，删除叙事，以分析为主。

二、市场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对近代社会渊源的看法有由生产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的趋势。

例如，过去十分重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今则强调16世纪的重商主义，200年后的工业革命乃是市场扩大和它
所引起的诸种社会变革的结果。

有人认为，若无17世纪危机，工业革命还会更早到来。

其实，马克思早有类此看法。

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欧洲的变革发源于“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市场扩大导致工场手工业的振兴，最后是大机器工业的兴起。

[10]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这种商业是指批发商或贩运贸易，不是那种“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杂种”，即零售业。

[11] 1969年，希克斯()发表《经济史理论》，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由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种转换始于“专业商人”的出现。

[12] 其所谓专业商人，亦即马克思“纯商人”之意。

此皆指西欧。

我国直到20世纪前期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换。

但我认为，在16世纪已可看到市场经济的萌芽。

因而，本文所探讨的也不是那种历史上常见的《东京梦华录》式的市场繁荣，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影响社会变动的商业活动。

这首先就会令人想到徽商的兴起。

有段常被引用的歙县的记述：弘治间，“于时家给人足。

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

一片自然经济景象。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

出贾既多，田土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

开始市场化。

“至嘉靖末隆庆
间则尤异矣。

末富居多，本富尽少……资爰有属，产自无恒”。

开始社会分化。

到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记载成书时，分化加剧，“贫者(指农)既不能致富，少者(指商)反可以制多”，弄成“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局面。

[13]
从中可见，歙县商人的发展是16世纪开始的，到60年代已改变社会结构。

这当然不能代表整个徽州。

如1488年成书的《休宁县志》即有“民不力田，而多货殖”之说。

反之，徽州府“嘉靖之世，人有终其身未入城廓者……有少与外事者，父兄羞之”，到明末才反过来，“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

[14]
研究徽商的著作极多，但甚少究其盛衰之迹。

或谓他们“三百年称雄于东南半壁”，这是不可能的，再强也不可能300年不变。

亦有人暗示说，1617年盐实行纲法后徽商有衰退倾向，但未证实。

17世纪扬州一带的记载大量转为“绮谷锦绣”、“侈靡相高”之类。

这倒有点启发。

侈靡益甚往往是衰退之兆；欧洲17世纪危机的描述亦如此。

明代市场繁荣有远早于16世纪者，即两京和苏州。

南京永乐初，北京成化间，人口即达百万[15] ，这主要是政治原因。

苏州洪武时人口即达47万，商业繁荣，但不过是恢复旧观而已。

[16] 苏州地区的社会
分化，据何良俊观察，还是嘉靖以来四五十年间事。

这时“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而“去农”而依附于乡宦、官府者更5倍、10倍于前。

[17] 苏州地区从事长距离贩运的商人即所谓洞庭商人，其兴起约与徽商同时，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谣。

但他们是出生于产业发达之区，贩运以太湖土产和在各地设肆为主，“纯商人”性质逊于徽商。

又据傅衣凌说，他们在嘉靖以后就趋于衰落了。

[18]
伯仲徽商的山西、陕西商人始于洪武初的开中法。

但开中是一种特殊的贸易行为，离“纯商人”尚远。

1492年开中折色后，纳银户部的边商可称“半商人”，以扬州为基地的内商则与徽商等同了。

因而，他们也是16世纪的产物。

进入17世纪即万历后期，“秦晋间来贾淮扬者亦若朋比而无多”[19] ，扬州的山西商，尤其是陕西商衰落了。

18世纪即乾隆时期，山西商人再度鼎盛，纵横南北；陕西商人则在四川有较大发展。

惟山、陕商人对他们祖籍社会分化的作用甚小，即使在平阳、泽潞、三原，也仍是完全的传统社会。

16世纪市场有两地应注意者，即江西与山东。

江西在明初是个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在十三布政使司中税粮额居首位，人口仅次于浙江，常是“直(江苏、安徽)浙赣”并称，“百工技艺之人……江右为伙，
浙直次之”。

[20] 社会分化，外出之人也是“惟江右尤甚”。

[21] 嘉靖时，江西“岁额给路引九万五千二百张”[22] ，大约是各省最多的(路引主要给城镇商民)。

江右商人，数量可敌徽商，“天下推纤樯者必推新安与江右，然新安多富，江右多贫者”。

[23] 原来江西在宋、元已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明代无大进展，17世纪衰退以后，就相对落后了，从表一可见。

到18世纪，富庶称“江南”，已不包括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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