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明史研究综述_陈时龙

2006年明史研究综述

陈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06年出版的明史著作约110种,各种刊物发表的论文达1465篇。读者可参阅《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2006年明史研究目录》。限于篇幅,笔者此处仅就阅读所及综述如下。

一、著 作

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孟森《明元清系元通纪》(中华书局)、《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毓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王毓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皆经整理翻译出版。于浩选编《明代名人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于学者搜索资料大有裨益。政治史方面,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以明末清初士大夫于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反应为研究对象,而刘中平《弘光政权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专意探讨南明弘光政权。制度史方面,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毅《明朝帝王陵墓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商务印书馆)、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推进了明代驿站、班军、祭礼、陵寝、藏书、县级行政等制度的研究。经济史方面,范金民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中国农业出版社)汇编多篇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相关的专题论文。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黄山书社)、陈锋《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成淑君《明代山东农业开发研究》(齐鲁书社)、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李德元《明清时期海内移民与海岛开发》(厦门大学出版社)等专著研究了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人口变动与社会状况。社会史方面,陈宝良《明代城市生活长卷———飘摇的传统》(湖南人民出版社)着眼于明代城市生活,而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则关注江南社会,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视野投向士人阶层。思想文化方面,林金树《中国古代思想史:明清卷》(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南炳文、何孝荣《明代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较全面地考察明代思想与文化;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则分别讨论了两位明代著名学者的史学思想或哲学思想;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新星出版社)出版。民族关系方面,陈国庆主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三辑)、韩世明《明代女真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进了明代蒙古、女真民族的研究。中外关系史方面,徐明德《论明清时期的对外交流与边治》(浙江大学出版社)讨论了明清对外交流与边治的关系,而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具体讨论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关系。曹增友《基督教与明清际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调适与冲撞》(作家出版社)继续以西方天主教进入中国为论题,而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则选取中国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为研究对象。江灿腾《晚明佛教改革史》(广西师大出版社)关注晚明佛教改革,而金成修《明清之际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社科文献出版社)、李元光《宗喀巴大师宗教伦理思想研究》(巴蜀书社)则关注藏传佛教。在文物考古方面,杨新华《南京明城墙》(南京大学出版社)、杨仕《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海南出版社)可以让对于明代南京城墙、定陵发掘有兴趣的人们获益。人物研究方面,潘荣胜《明清进士录》(中华书局)汇辑考辨了明清两代进士的姓氏与生平;张侃《郑和VS哥伦布》(新星出版社)从世界的视角看航海家郑和,杨海英《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商务印书馆)、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分别讨论易代之际一位官僚与一位学者的不同选择。陈卫平《徐光启评传》、许苏民《李贽评传》、周群《徐渭评传》、朱钧侃《徐霞客评传》也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二、政治史

政治机构。林延清《明代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的作用》(《求是学刊》第4期)认为明代后妃在皇位继承危机中经常发挥积极作用。刘惠敏《明代女官制度作用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探讨了明代宫廷女官的沿革、铨选、作用。陈志刚《论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演变》(《江海学刊》第2期)认为中央政权存在着“中书省宰相负责制———六部及监察部门分工负责———内阁与司礼监相制衡的监阁体制”的历史演变序列。吴建军《明代内阁与中央政权体制演变的互动关系》(《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阁权在国家权力运作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程方、杨继致《明代皇权与中央双轨辅政体制述评》(《聊城大学学报》第3期)用“双轨辅政”来描述内阁与司礼监的地位。黄阿明《明代户部尚书任职情况分析》(《史林》第4期)认为户部尚书是一个具有较大风险的职位,任者多不得善终。吴琦、唐金英《明代翰林院的政治功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明代翰林院的建制、职掌,以及官员升转和功能等问题。王尊旺《明代庶吉士考论》(《史学月刊》第8期)对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建立、选拔、学习范围、散馆授官、阶段性特征作了考察。关汉华《明代翰林院始置时间考辨》(《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则认为明代翰林院的设置时间为吴元年(1367)五月,而非八月。李云泉《明代中央外事机构论考》(《东岳论丛》第5期)认为礼部主客司全面负责外事活动,会同馆、四夷馆、鸿胪寺、行人司则管理接待、翻译、礼仪、出使等要务。王建峰《明朝“提督会同馆主事”设置探微》(《辽宁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提督会同馆主事始设于正统后期,比一般认为“弘治五年”的观点提前了五十年。张廷茂、汤后虎《明末至清前期负责同欧洲国家交往的“通事”》(《贵州文史丛刊》

第2期)对兼具翻译官与对外政策执行人的“通事”之来源、功能、危害作了考察。王伟凯《明行人司机构性质辨析》(《北方论丛》第6期)认为行人司乃皇帝的特使机构,而非专司外交之官署。路远志《明代监察制度特点的历史思考》(《河北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代监察制度具有“多条体系相对独立”、“监察法规完备严密”等特点。丁玉翠《明代科道监察制度中预防职务犯罪的取向》(《学习与探索》第3期)考察了明代科道选任资格、试职、回避、约束与监督等制度。丁玉翠《明初严惩监察官职务犯罪立法之动因考察》(《黑龙江社会科学》第3期)考察了明初对监察官职务犯罪重罚思想在各类立法中的体现。蔡明伦《嘉靖言官:戴着镣铐起舞》(《北方论丛》第2期)以嘉靖朝言官为例,认为言官与最高权力之间别无仲裁权力,所以只能以人格和道德不屈起舞。蔡明伦《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史学月刊》第4期)认为对神宗的批判是明清启蒙思想的先导。史云贵《承袭与变异:明清督抚制度述论》(《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明代巡抚制度萌芽于建文朝,基本确立于宣德时期,一般跨省置督。何朝晖《明代知县幕友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认为幕友协助处理刑名、钱谷,其雏形乃是衙门积年书手演变而来的“主文”。张学强《为官与为师———明清地方儒学教师出路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认为明代初期教官升迁范围较广,后期淹滞难迁而多希望向官员升迁。王伟凯《试论明代的巡检司》(《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巡检司多设置于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密度大或农民起义多发的地区,后来职能渐趋弱化。王伟凯《明代湖北八府的巡检司设置与分布》(《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巡检司的设置时间主要在明初洪武、成化年间,与卫所分布互相补充。

制度及风气。朱子彦《论明代铁券制度》(《史林》第5期)认为明初铁券制度于胡蓝党案后已遭破坏。周荣《明代致仕官员的食俸与养老》(《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明代致仕官员没有俸禄。赵克生《明代文官匿丧与诈丧现象探析》(《东北师大学报》第2期)就官员匿丧及“无丧诈丧”等情况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作了探析;赵克生《略论明代文官的夺情起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明代夺情起复及守制官员营求夺情的现象。赵克生《明代生祠现象探析》(《求是学刊》第2期)指出生祠的建设在正、嘉之后逐渐普遍化。赵连赏《明清的补服》(《文史知识》第7期)指出补服始于明初,其形制与清时补服有明显差异。陈梧桐《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史学集刊》第5期)认为明代前期君主的民本思想及国策,为清官循吏提供了土壤与环境。刘新芳《论明代中后期贪风的特点及其原因》(《安徽史学》第6期)认为明代中后期贪污风气具有普遍化、公开化的特点。谭平《〈明实录〉中记载的“清议”评述》(《成都大学学报》第2期)总结并评价了明代清议的13种类型。

政治事件。陈世松《元末“青巾军”入蜀考———兼释重庆〈玄宫之碑〉》(《四川文物》第4期)认为明玉珍于至正十八年、十九年攻打的对象乃李喜喜青巾军而不是元军。高寿仙《明代北京营建事宜述略》(《历史档案》第4期)探讨了北京城营建的管理、经费、物料采办、匠役征用等问题。黄阿明《成化年间播州杨氏动乱探析》(《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讨论成化二十年杨友、杨爱兄弟叛乱及其对此后百年播州地区局势的影响。田澍《明武宗暴亡后江彬被捕原因探析》(《西北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江彬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杨廷和借机拘捕江彬以平舆情。陈生玺《明清之际的选择》(《文史哲》第3期)品评了明清之际明、清、李自成三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历史选择及其后果。刘永强《李自成与多尔衮在北京时期所实行的政策的得失》(《牡丹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