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重建：20世纪6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一)

话语重建：20世纪6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一)

摘要：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文学理论经历了一次话语重建的过程。周扬的讲话，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就是这一次话语重建的代表文本。本文即从周扬关于《文学概论》的讲话入手，着重探讨其对60年代初文学理论及后来中国文学理论尤其是教材编写的影响。

关键词：周扬文学概论话语重建

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直接领导了大学文科教材建设，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教材编写讨论会。1961年2月至1962年10月，周扬多次参加《文学概论》编写讨论会并发言。由于资料限制，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有其中五次发言的记录整理。当时周扬领导着两个《文学概论》编写组，分别为上海《文学的基本原理》编写组，以群为主编；另一个则为北京《文学概论》编写组，蔡仪为主编。这五次讲话，除了第一次为对上海编写组的讲话，其余四次都是对北京编写组的讲话。在这五次发言中，周扬对北京与上海两个编写组提交的提纲作了相关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或许是对象的不同，周扬在发言中始终强调，其所说的话并非指示，而是其个人的观点。我们在阅读这些文本时，也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周扬似乎力图用一种平等的姿态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提请参加会议的专家讨论。正是这样一种参与者的身份，让周扬有可能认真思索当时文学理论的现状及其重建问题，并结合自己多年与文艺打交道的体验，提出很多对新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极有价值的观点。但他毕竟长期身居文艺领导地位，多年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耳提面命，其言说总是不断向受众暗示其领导身份，暗示其与中央精神的一致。因而在很多方面，尤其涉及意识形态，他无可避免地保持一种高姿态。周扬正是用这样一种近乎悖论的言说，参与到60年代《文学概论》的编写中来，并很自然地渗透到60年代《文学概论》教材中来，甚至一直影响到当前的文学理论教材和文艺学学科。

一、《文学概论》的结构

关于《文学概论》的结构，在周扬那里是个逐渐深入并体系化的过程。在第三次讲话中，他认同“文学概论分发展论、创作论、鉴赏论三部分”，①在具体内容上则可细化为四个部分：①文学的外部关系②文学的内部关系③文学批评④社会主义文学的前途。这四个部分概括起来就是：①文学发展的规律②文学创作的规律③文学批评的规律④社会主义文学的规律。这样，周扬将整个《文学概论》具体分为五编十一章：第一编即第一章：《文学的本质与基本特征》；第二编包括三章：第二章《文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第三章《文学与政治》，第四章《文学发展的继承、革新与相互影响》；第三编包括四章：第五章《文学的创作过程》，第六章《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第七章《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第八章《作家的劳动与修养》；第四编包括两章：第九章《文学的鉴赏与批评》，第十章《文艺批评和思想斗争》；第五编即第十一章《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难看到，周扬关于《文学概论》的体系越来越清晰，最后终于变成了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鉴赏论与社会主义文学前途五个相对完整的部分。在周扬这个完整的体系中，直接与意识形态挂钩的有：第三章《文学与政治》，第七章《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第十章《文艺批评和思想斗争》，第十一章《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共产党的领导》。不仅如此，其他各章都或隐或显可以指向意识形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期从事左翼文学批评以及长期担任党的文艺高官的周扬那里，意识形态总是很自然流露并很自然地主宰他的言说。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周扬的整个体系并不完全是他自己凭空想出的东西，是在多次会议讨论并多次阅读《文学概论》提纲后得出的，其中有很多他人的观点，而这些观点能为不怎么从善如流的周扬所接受，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观点与周扬有着某种契合。因此，整个体系对文学的审美特征也有一定的揭示。客观而言，周扬的这个体系确实是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关于文学概论的较为合理的体系，对文学的认识也具有很多可取之处。显然，长期处于文艺领导地位的周扬，对文学也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而他的整个《文学概论》体系正是试图调和意识形态与审美的产物，只不过在周扬那里，意识形态仍然牢牢占据着主宰地位。

在周扬这五次讲话之前，已经存在好几本《文学概论》教材。大体而言，之前的《文学概论》教材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建国初年翻译苏联的《文学概论》教材，以及基本照搬苏联教材编写的几部书；二是在1958年反对“厚古薄今”的“教育革命”中，由各校学生和青年教师集体编写的《文学概论》教材。建国初年，从苏联翻译的《文学概论》教材，以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影响最大，其关于文学理论的基本结构对以后历代《文学概论》都产生影响。从上述周扬的体系看来，季靡菲耶夫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季靡菲耶夫将《文学原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确定文学的本质，探讨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的品质和特性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任务。第二部分研究具体作品的结构，确定分析作品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第三部分建立分析文学发展过程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方法”。②周扬体系依然建立在这种本质论、作品论、发展论的结构之上，但周扬对这种结构的重要改进是加进了批评论（后来又改为鉴赏论），使体系更为完备。在这五次讲话中，周扬多次主张将批评论单独列为一章，并最终促使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文学概论》列批评论为专章。正是由于周扬的极力倡导，本质论、发展论、创作论、鉴赏论这种结构模式成为历代文学理论教材的基础。与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为代表的苏联模式相比，周扬体系基本克服了浓重的哲学化倾向。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开篇即探讨文学理论的科学品格，整个体系充满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这显然不适合中国国情。周扬虽然深受俄罗斯和苏联文论影响，但在这一点上，他十分清醒。他一再强调，不要在书中堆砌概念，并多次提出“文学概论要多用中国的文学现象来说明论点，至少要运用现有成果”。③应该说，周扬体系在文学理论进一步中国化并最终建构中国的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衔接作用。然而，限于文艺高层领导的身份，苏联模式的另一大特征即政治化，在周扬体系中也随着中国化而进一步具体化，并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恶化，这是周扬体系无法避免的局限。当然，这种局限与1958年“教育革命”影响下出版的文学理论教材相比要小得多。正如周扬所指出的那样：“一九五八年以后，教育革命，思想解放，青年人集体编了不少教材，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但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④这种条件下编写的教材大多有着严重的左倾倾向，完全颠覆了苏联模式带来的“三分法”结构，其基本材料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建国后提出的“双百”方针和“两结合”口号，其言说策略则是以此为标准对种种倾向予以批判，结果必然是“重视政治性，对文学理论应有的科学性重视不够；强调批判性，忽视或否定系统的知识性，强调破而少有立，树立了一些绝对化、片面化的东西”。⑤典型的例子是山东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组编著、出版于1959年的《文艺学新论》，该书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编写，共分七章，几乎全为当时的政治话语组成。与之相比，周扬体系的系统化、平稳的持论以及理论的深度就显得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