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达罗模型的不足与改进

托达罗模型的不足与改进
一、二元结构与托达罗模型
W. Lewis 在《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经济发展》（1954）中指出，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情况，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社会里，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高于农村固定的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就会吸引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失、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为止。

G. Ranis 和J. Fei 在《经济发展理论》（1961）中对Lewis 模型进行了补充，对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给予了清晰的表述，并强调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城市工业部门扩张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刘易斯-拉尼斯-费（Lewis-Ranis-Fei ）”模型。

Ranis 和Fei 在《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1964）中又进一步把城乡协调发展过程分为农业经济、二元结构经济和成熟经济三个阶段，强调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以提高生产率，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均衡发展。

乔根森（D.W.Jorgenson ）在《二元经济的发展》（1961）中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

只有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剩余不断增加，才能使得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

由此可见，乔根森更看重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更强调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影响。

然而，20世纪60和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
城市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却有增无减，“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和乔根森模型对此现象无能为力(李陈华，2006)。

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发表了《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与城市失业模型》一文，提出了一个劳动力流动模型。

他认为，人口迁移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实际收入差距的反应。

这种关系可以具体表示为：M=f(d) ，。

其中，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
差异，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

而农业部门的预期收入等于未来某年的实际收入，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因此，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可表示为
d=w n -r。

其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r 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n 表示就业概率。

托达罗又将就业概率表示为：。

其中，Y表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N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S 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

托达罗进一步指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等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减去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Y =入-P。

其中，入表示工业产出增长率，p表示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然而，以上的短期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不能很好地反映客观事实，因为迁移者往往要好几年才能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故人口流动模型应建立在较长的时间范围上。

假定V(0) 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贴现值，、
分别代表t 期城市和乡村的实际工资率，n 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
期数，r 表示贴现率。

那么，一个迁移者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以前的n 期净收入贴现值可表示为：
其中，C(0)表示迁移成本，P(t)表示一个迁移者t期中在现代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

若V(0)>0 ，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若V(0) B >0 其中，B表示工资兑付风险系数。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而事实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例如，在我国，侯鸿翔等(2000) 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边际产出为零假设进行估算，1996 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1567万人；陈杨乐(2001) 利用“劳均播种面积推算法”估算2000 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为16554 万人；王红玲(1998) 应用改进的生产要素配置优化模型，
估算结果为11730 万人；谢培秀( 2004)利用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法，估算2000 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为1.3 亿人；而据较权威的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公布的数据，2005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在1.5-1.7 亿左右(程名望，2007)。

由此可见，尽管对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看法不一，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导致农业产量的下降。

因此，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贴现值应改写为
(四)信息成本
托达罗模型考虑了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成本，但其忽视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生活成本差距。

肖文韬、孙细明则考虑了城乡生活成本差距，从而将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贴现值修改为
其中，C(1) 为城乡生活成本差距。

衣光春、徐蔚也考虑了城乡生活成本差距，但他们都忽略了行政管理费用。

喻言则将行政管理费用考虑进来，进而将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贴现值进一步改写为
其中，C(m)为行政管理费用。

然而，他们都未考虑到信息成本问题。

事实上，中国农民工发现和获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是弱势的。

表面上有民工劳务市场、报纸电视电台等传媒的“用工指南”、乡镇干部的代理联系等，但大部分还是靠亲戚、朋友、同乡介绍。

这种所谓“乡土性的劳动力市场”是中国农民工获取离乡进城工作机会的首要信息来源。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其信息成本是极高的(郑英隆，2005)。

考虑了上面的就业概率、工资兑付风险、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信息成本后，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贴现值变为
其中，C(r) 为信息成本。

三、政策启示鉴于以上分析，为了能大规模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加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 建立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 积极发展劳动力流动的服务体系和中介组织建设，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发布制度，培育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乡就业协调的机制和环境从根本上避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 提高预期就业率，减少信息成本。

同时，执法部门（包括劳动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等）应加大执法力度，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降低工资兑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