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信任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这一点似乎已成为马克斯·韦伯、雷丁和福山等众多西方学者不谋而合的论断。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认为，中国人的不诚实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雷丁在《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中国人只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对家人全然信任，对朋友和熟人则建立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感，这些体现了中国人浓厚的家族主义文化意识。福山在《信任》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华人社会里的家族主义文化十分明显：在家族的圈子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变得相当低，对外人的信任感太低。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他进而认为，一国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与该国经济规模大小存有必然联系。中国社会信任度的低下是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公司转型的必然障碍，并使其时常上演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而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对比分明的是，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存在较高的社会信任度，故而家族企业一般能较为顺利地建立起现代公司制度，并维持很大的规模。西方学者的上述看法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在信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但仍然有失偏颇。韦伯的观点之讹误在于，他仅根据以诚实为基础的信任之缺失就简单地认定中国社会中信任度的低下，却对中国以血缘和情感为基础的信任避而不谈。福山对不同类型信任与企业发展及规模的关系之分析颇为深刻，然而，他却与雷丁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只根据中国人对外人（严格地说，应该是陌生人）不信任这一点就把中国认定为信任度低下的社会。在我们看来，如果将传统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血缘、情感和习俗型信任丰富而制度型信任短缺的社会则可能更为准确与中肯。而从经验观察角度透视，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着实颇为严重。从这一点来看，韦伯、雷丁和福山等学者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论证依据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的上述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重新搜寻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度低下之原因就成为有待研究的论题。如果从现代性角度加以解析，似能对此做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诠释。

尽管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厘定众说纷纭，但勿庸置疑的是，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它意味着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以及知识体系层面的全方位转型。而现代性的“价值颠覆”特质与反传统的批判色彩必然加速了传统价值观念与意义系统崩塌的进程。在现代性的冲刷下，以血缘、情感、信仰、道德、习俗为基础的诸种信任日益丧失了自身得以存续的基础，由此引发了曾在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乃至当下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血缘型、情感型、信仰型、道德型和习俗型信任之日渐衰微。此时，似乎恰是上述诸种信任向信息型和制度型信任转变的良机。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社会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不健全甚而恶法充斥其中等现象并不鲜见，人们的守法观念亦颇为淡薄，这些均表明，以信息与制度为基础的信息型和制度型信任尚未真正形成。概而言之，在既往的多种类型信任逐渐弱化之时，后继的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信任体系却未生成，从而出现转型期的信任真空，这恰是中国社会出现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