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与人格陶冶_鲁洁

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通识教育与人格陶冶

●鲁　洁

通识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概念和举措,它的提出和实施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也正是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临世纪之交的今天,人们探讨大学的通识教育时,必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大学通识教育的现时代意义是什么?时代赋予了它什么样新的功能与内容?我们应当以一种什么样新的观点和视角来实施这种教育?我想回答一定会是多种多样的。本文只是尝试从个体人格陶冶的角度对当代的通识教育作出本人的铨释。

一、当代教育的缺失

教育的两重任务与两种尺度

从实践论的观点考察,教育的本质就在于提升作为实践人的价值,是主体人的再生产。而人作为实践主体从事着两种活动:改变客观世界的活动和改变主观世界的活动。因为实践既包括环境的改变,也包括人的自身的改变,是两者相一致的活动。这就决定教育担负着两种培养与发展的任务:它不仅要教会人们去改变环境(客观世界),也要教会人们改变自我(主观世界);它既赋予受教育者以对象化活动的品质,又要使之具有非对象化(对象性)活动的品质,并使这两方面的品质在个体的人格上得到和谐协调的发展。这也就是说,教育应当按照两种尺度来塑造人,它不仅要按照现实存在的物质世界这一外在尺度来塑造人,同时还应当用人的自由心灵这一内在尺度来发展人。教育要实现的目的是两种,一种是“有限的目的”,也就是使受教育者具有谋取生存手段的外在目的;更为重要的目的则是“无限的目的”——“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 之目的,这一目的指向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只有这两重目的的统一才能达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当代教育的外在化

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的人创造了一个日益发达、丰富的物质世界,它提供给人类各种物质的方便与享受,使得生活更加富裕。也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教育的主要宗旨只是教人去追逐、适应、认识、掌握、发展这个外部物质世界,着力于教会人的是“何以为生”的知识与本领。应当承认,教育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正是在当代科技和教育等等的影响下,人类驾驭物质世界的知识与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此,人们把当代教育视作当代社会的一大支柱。但是,在历史的行进中却也暴露了当代教育的缺失。它的最基本的缺失就在于它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教育,不能让人们从人生的意义、生存的价值等根本问题上去认识和改变自己;也必然前提性地要抛弃塑造人自由心灵的那把神圣的尺度;把一切教育的无限目的都化解为谋取生存适应的有限目的。由教育所培养的人因为不能正确懂得“为何而生”,为此一切“何以为生”的知识与本领之发挥也就会陷于盲目而难于符合人性之根本。在人的生活与活动中不可

避免地会产生只求手段与工具的合理性,而无目的的合理性,产生手段与目的倒置的现象;人们沉迷于物质生活之中而丧失精神生活,只有现实的打算与计较而缺乏人生的追求与彻悟,失去生活的理想与意义。人性为技术与物质所吞没。诚如德国教育家鲍勒诺夫所说的那样,人盲目地热衷于各种外在目的的追求,却忘记了关心自己的灵魂,忘记了“人是目的”的意义,忘记了人的自我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的这种“外在化”的弊病,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其根源存在于现实社会的诸种矛盾之中,特别是市场这一经济机制之中。由市场经济所规定的交换行为、利益驱动,使人屈从于外在物质的制约,使人只在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层面去思考问题,去寻找人生的答案,不再去寻找超越于现实利益的生活意义、理想、信仰与终极关怀。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更使人生活表层化、实利化、短暂化,他们不再去思考那些具永恒意义的价值。人的心灵是空虚的、孤独的、飘泊的,“物质巨子、精神侏儒”正是当代社会所形成的畸形人格之特征。

二、通识教育之时代意义

认识教育弊病存在的深刻社会根源,承认它的彻底消除需要有一个历史的全面推进过程,这决不等于说作为教育实践主体的教育工作者可以不承担任何历史的责任。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实践活动,它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动性,它要培养出能改变现实生活和社会的人,它面向于未来,它的功能是超越的。为此,当代教育本质性功能的缺失,它的改变社会的能动性的丧失,就不能不成为教育反思的一个核心问题。

当“教育先行”成为本世纪后期为教育定位的一个共识的诊断时,人们似乎还在它的外在层面去理解它,如教育要先经济而行,教育要培养推动经济、科技发展的未来人才等等,是人们关心的中心。其实,当教育所培养的人还处于“为何而生”和“何以为生”的相互背离之中时,当教育对当代社会所普遍存在的物质与精神、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想、小我与大我相背离的症候还是随波逐流、束手无策时,教育还无力通过人的培养去推动我们的时代去解决这些核心问题时,教育何以先行?何能先行?值得庆幸的是,面对这些情况人们开始有所醒悟。首先是当代的一些哲学家、思想家们以一种超越时代的睿智点破了时代的问题。如德国的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把“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作为他的《人论》第一篇的醒目标题,并向我们指出了“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 。他还重申了苏格拉底所说“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蒙田所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等等的话语,无非是要为我们点醒当代社会所存在人的自我之丧失的现实。其实也同时在向人们昭示教育的真谛,教育不能忘记人的自我心灵的培植,不能忘记这个真正属于人的终极性目标。在教育领域中同样也已经开始有相当多的共识使人们着手去挽救当代教育之根本缺失。如60—70年代以来学校道德教育的复兴;重视精神陶冶的文化教育学的倡导;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教育理念之融合;直到我们所要讨论的大学通识教育的提倡等等。

置于当前的时代和教育背景中来研讨通识教育问题,我想它该是“别有一番思绪在心头”。除了它的固有的价值与意义外,是否更具有了时代所赋予的、新的更为突出的意义?顾名思义来考察通识教育,它的首义是“通”,也就是要求学能通达不同领域之识。在今天,我们要求所得以“贯通”的应当是那些相互离异,从而形成现代社会与人格重大裂痕的领域,也是时代所要求跨越、所要求融通、所要求整合的不同领域。人们对于它们的表述虽然各异,如“两种文化”、人文与科学、精神与物质、事实与价值等等,但表述的都是一个意思,也即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教育要使学生兼通于“何以为生”、“为何而生”两个领域,学生既要懂得他所处的外在世界之道,以求生存与发展,更要懂得他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与目的。两者相通才能形成完整、完满的人格。而通识教育之“识”,我认为它不仅限义于“知识”之识,除了理性知识以外,还包括人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