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命周期的比较分析(一)说课材料

企业生命周期的比较分析(一) 一、企业生命周用与经营周期的一般理论及其决定因素美国管理思想家伊查克麦迪思把企业生命周期形象地比作人的成长与老化，把企业生命周期细分为孕育期——婴儿期——学步期——青春期——盛年期——稳定期——贵族期，每个阶段的特点都非常鲜明。从理论上讲，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目的不是要说明企业成长的阶段性，而是要揭示出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因素，进而说明如何改善企业的生命周期。早期研究认为，企业生命周期与产业生命周期和企业经营周期密切相关。产业生命周期受技术进步、技术替代以及宏观产业政策的影响，因此，一国的消费者收入、就业水平、税收政策、未来通胀预期、利率、货币政策以及国内国际政府贸易政策等都可能是具体的影响因素。但后来的研究证实，将企业生命周期波动的原因归因于外在因素属于外因决定(shock—based)理论，其隐含的理论前提假设是企业生命周期应该是稳定的，只有在受到外力冲击时才会发生波动。但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比如利率对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在美国没有得到实证支持。相反，最新的研究结论支持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会极大地影响企业经营周期，而经营周期的变化方向基本上与企业生命周期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企业经营周期反映的是企业的经济行为在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之间的循环或替代选择，当循环圈越大或增长繁荣期越长时，企业生命周期也就越长。而我们通常认为生命周期是不可逆的，更不可能循环，所以，研究企业经营周期更具有实际意义，或者说，研究企业生命周期必须研究企业经营周期。早期理论认为，企业经营周期具有从扩张到收缩或从萧条走向增长繁荣的自我维持、自我平衡的功能，即繁荣——收缩——繁荣，类似于

钟摆的运动一样。到20世纪20〜30年代，受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经营周期只有受到外在可见的或不可观察的因素如利率、汇率、生产力等共同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波动，所以，这种理论认为企业经营周期的变化只是一种随机或概率现象，类似于波浪的运动，不是必然规律。到了60 年代，西方理论界重新修正了外在因素引起波动的理论，提出了“索洛剩余”(SOlowResidua)l 概念。这一理论是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Solow的增长理论发展而来。劳动生产率模型认为在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单位工人的产生)与单位工人资本正相关。实际劳动生产率与模型预测值之间的差额就叫作“索洛剩余”。剩余理论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揭示出这一剩余大约是偏离劳动生产率模型预测值的1／4，正是它导致了企业经营周期的波动。这一理论的先进性在60〜70 年代得到大量的实证支持。不少美国经济学家证实“索洛剩余”极大地影响了产出的波动。其波动的幅度与战后美国的经营周期非常相似，而且，这些研究也加强了经营周期理论与微观经济原理之间的联系，将影响因素由几个减少到一个，其意义自然不言而喻。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一些理论和模型难以确定究竟是哪种因素影响企业经营周期，但可通过索洛剩余和劳动生产率模型，找出影响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是消费支出和投资的增加以及技术进步的联合作用。从企业自身来讲，企业是否具有持续的投资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企业经营周期乃至企业生命周期的关键因素。企业的融资能力、投资与管理决定能力、企业的规模、管理者和员工的素质、企业创新激励机制等都是这两大因素的具体体现。二、我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生命周期分析本文所分析的民营企业是指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并向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典型民营企业，不包括非国有或公有的外资企业或国家控股的混合企业。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有关于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话题。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民谚，欧洲有“三代人木屐传木屐”的传说，南美有“做生意的老子，花花公子的儿子，要饭的孙子”的讽喻。事实上，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在欧洲是24 年，这大致与经营者的创立年限相同。只有33％的家族企业传到第二代，其中只有2／3 的企业走完了第二代，而只有13％的企业走完了第三代。尽管以上这些统计数据说明了家族企业持续经营的脆弱性，但却不具有普遍性。当今美国90％的公司，包括一些大的跨国公司都是由家族经营，约有42％的大企业由一个家族控制。例如，德国保时捷汽车公司60％的股份由家族成员控制，美国杜邦公司家族控制持续了几代人至今仍具有跨国竞争的实力。事实上，家族企业是引导英国走出衰退的力量。相比而言，我国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就显得那么弱小？从企业自身来分析，民营企业自身的局限性一直受到批评。比如，民营企业在第三次创业的过程中道路艰难，一方面要面临如何从传统的家族制向现代家族制转变，这其中人的转变比制度的转变更为困难，而这又是由民营企业家的素质决定的，体现为管理者不能随着企业的成长而成长，管理者和员工缺乏继续学习的能力和机制，企业家创新能力递减，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家族文化本能地限制外来人才的使用，对外来员工的不信任和缺乏激励，所以民营企业的文化不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它不利于激发企业和员工的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在第三次创业过程中，恰逢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尽管我国的民营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在缺乏保护甚至是在歧视的环境下长大的，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

争力，但他们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并不很完善和发达的大环境下成长的，有历史的机遇。所以，客观地讲，我国的民营企业远没有经历过像早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的而又残酷的大范围的激烈竞争的时代，直到现在，大多数民营企业还缺乏国际竞争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民营企业还处在幼稚期或成长期，按照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这两个阶段是最容易遭遇挫折或失败的，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资金不足，做短期项目，缺乏长期目标和长期投资能力，或者将短期资金用在长期项目上，不注意资本运用和资本结构；经营管理缺乏计划和目标；投机意识强，风险意识差。所以，一遇到复杂情况或困难时缺乏应变策略和抗风险能力。然而，如果与国有企业相比，我们会发现一些外部因素也制约了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国家的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方面。第一，民营企业融资难这是不争的事实。银行信贷余额80％左右投向国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贷款担保。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直接影响了其投资能力。第二，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有产业行业限制，比如公共基础部门、铁路、航空、电信、媒体部门等，所以，民营企业要进入国有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会面临许多不利或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总免不了拾遗补缺或在夹缝中生存的境遇。第三，国家在投资、证券收益和企业所得税等方面对民营企业不能完全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第四，对民营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方面也缺乏保障，高级管理者缺乏社会地位，优秀人才难以在民营企业中久留与民营企业缺乏对员工的长期稳定的激励制度有关。相比而言，国有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则好得多，制度的优越性多年来一直在向国有企业倾斜，尽管在改革的浪潮中国有企业经受了考验和困难，但从社会安定角度出发，解决几千家国有企业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