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

腐败对社会的影响及关于腐败的一些思考当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出现了分工，而分工使得人类有了群居这一属性，于是渐渐形成部落。

再往后发展有了部落间的联合或征服，由于分工的不同，负责保护部落的那群人拿起了武器，相较其他分工的人们因为手里的武器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于是形成各个阶级。

随着这个社会所涵盖的地域越来越广，人口越来越多，国家由此形成，于是阶级的权力差距更大，由于统治需要，出现统治阶层，腐败也应运而生。

以上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只是笼统的叙述，毋须拘泥，想说的只是腐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必然性不容否决，因为人类的性格阴暗面无法抹杀。

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必然滋生腐败。

古代中国有腐败，古罗马也有腐败；民国时期有腐败，共和国时期也有腐败。

一个国家的政治清廉往往只能在其开国之初维持一小段时间，我们应该将腐败视为一个正常且合理的现象，一个没有腐败的国家注定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无法立足于现实，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存在即合理，我们不应偏激地看待腐败问题，而是在合理范围内接受腐败的存在。

这并不是为腐败问题强行洗白，只是为了端正看待问题的态度。

任何事物超出了其合理范围（或规模），都会产生危害，反之则益。

就我国的腐败问题而言，毫无疑问其程度是相当严重的，其对我党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首先，所谓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指的就是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其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比如购物，是通过某种以价格和供货的体系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完成资源配置；再比如一块政府出让土地实地使用权，继而招标，众多公司进行竞标，最终一家公司拿到该地，这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

所谓的“腐败”又是什么呢？本质上说，就是通过滥用权力来影响或控制资源配置，并获得不正当利益。

广泛一点说，当政府官员或者掌握权力的人，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没有优先为公众利益考虑，没有最大化公众利益，而是被别的动机所左右，将资源配置给了不恰当的人，这就发生了腐败。

如果腐败的成本是可以计量的，那么其对经济的影响也许没那么大。

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之所以巨大，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其成本是不可计量的。

举个例子，房地产商吐过都认为要通过贿赂政府官员而成功拿到一块土地的话，房地产商会把贿赂的金额作为购地成本，做出最合适的市场决策，如果受益不好，他们就不会去行贿。

但如果腐败的成本不可计量，他们如果不行贿，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损失多少，因为也许这不仅仅一块地的损失而已，还有可能会产生其他无形的损失，所以他们在权衡之后必然会行贿而规避不可计量的损失，这就扭曲了市场资源的配置，使得腐败难以避免。

在中国，其腐败现象的很多表现不同于很多国家。

因为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以中国是一个国有资本主导经济的国家，很多投资和消费由政府主导，但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效力较为低下，往往会被官员盘剥投资额度。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是08年在皇城根下的奥运项目，其资金也不免会被一些官员从中盘剥了一部分去。

这里所谓“腐败”其中包含了“贪污”与“腐败”两个内容，官员将项目的部分资金放入自己口袋一事为“贪污”，而“腐败”指的是使用贪污所得的资金。

如果这些被贪污的资金用于再消费，对经济本身或许没有影响，只是某一部分人利益受到损害，一部分人得了好处而已。

但假如这些资金被腐败分子用于储蓄，或其他非生产型投资，比如证券投资，这就影响政府投资本来对经济刺激的放大倍数，使投资效果低下。

假如所有的资金全部用于奥运项目建设上，那么建筑工人的工资就会提高，就会更多的用于消费，因为穷人的消费倾向注定是要大于富人的。

总而言之，假如被贪污的前并未用于消费，流入市场，那么也就减少了市场中的资金，由于这部分资金数目颇为可观，便降低了资金的流通速率，降低了经济活力，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便涉及方方面面，可以体现在个人工资增长缓慢，企业订单减少，市场需求减小，诸如此类。

如此说来，腐败对经济发展注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然而让人有些惊讶的是，目前经济学领域关于腐败的研究并不能证明腐败对经济发展不利。

整理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后发现，有32%的论文说腐败和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62%的论文说没有显著相关性，6%的论文说正相关。

综合以上内容，私以为腐败并非必然会对经济造成恶劣影响，当其规模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时，其对于一个国家以及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譬如腐败提高了办事效率，利于转移社会矛盾，增强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利于拉动内需。

腐败妨碍经济发展这个假说有很多反例，最经典的反例莫过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虽然国内腐败问题突出，但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而对此一些腐败问题很小的国家却望尘莫及。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是因为腐败的性质不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不同。

分析腐败，可以从多种角度出发，用垄断性来衡量的话，不同国家的腐败性质就是非垄断性与垄断性两者连续区间内的一个点。

比如在一个偏向垄断性腐败的国家，贿赂政府一些钱就能拿到你想要的利益，贿赂金额可以预见。

而假如在一个偏非垄断性腐败的国家，需要贿赂很多机构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且因为各个机构之间缺乏不沟通，可能结果你花了好多钱也不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这时因为腐败而使成本增加的部分就无法预估了，腐败对经济的负面效应相当巨大。

另一方面，腐败给人的感觉普遍是低效和落后，但这是一种错觉，是由于充斥着贪污腐败的国家往往也是低效和落后所带来的错觉。

低效和落后并非就是由腐败造成的，论其根本，私以为制度才是真正的原因。

如果一个官员极度腐败的社会突然不腐败了，这个社会并不会变得高效和先进。

官员即使不贪污，也并不代表他们就会有了工作的动力。

他们仍然可以拿着工资在政府机构里悠闲散漫地工作，那些急需通过审批的项目仍然无法通过，去政府部门办个证件仍然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所以在一个信息不透明的、缺乏民主和自由、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政府自然会是低效的，无论官员是否腐败。

在这种社会里，行贿恰恰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贿赂给了腐败官员工作的“动力”，这胜过上百封投诉信。

与此同时，也可以通过腐败官员绕过某些不合理的税负和法规。

从这个角度看，行贿者无疑是悲哀的，因为行贿这一行为只是行为者为了从政府手中保护自己的权益，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利用政府侵犯竞争对手的利益，这或许也是整个体制的悲哀。

假如体制无法及时地改变，那么我们只能暂时接受。

在很多国家，没有贿赂是无法做生意和交易的，通过贿赂可以避免那些破坏性的法规以及勒索。

从这一角度看，一个腐败的政府，与一个其官员非常严格的执行法律的毫不贪污受贿的政府相比，并非是一件坏事。

腐败至少可以允许一个社会中自愿的交易和行为的局部繁荣。

但是，这种繁荣和高效只是一种妥协，对制度的一种适应，是相对于信息不透明的、缺乏民主和自由、权力不受监督的社会，并不是说一个腐败的国家就会比一个真正信息透明的、自由和民主国家更先进。

所以，在短期上，腐败促进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即前文所述的一个观点——“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但这首先要建立在腐败规模被控制在合适范围内才行，而我国目前的腐败规模已远远超出合理规模，所以反腐败是势在必行的事情，而且从长期来看，腐败是必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然而正因为短期内腐败可能促进经济，就出现了“我国现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对腐败问题应该予以容忍”这样的声音。

腐败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只是局限于经济，它对一个社会道德、公平正义、人与人间的诚信的破坏是相当巨大的，假以时日，社会将会彻底失去温度，真善美将无处栖身。

如果以最终收益的大小，来作为善和恶的标准，那么，腐败成为一种善举，是可能的。

但是腐败是不道德的，经济利益是不能凌驾于道德之上的，否则只会出现一个经济高度繁荣却道德沦丧的社会，那时候，不禁要问人类文明发展到最后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只是为了物质？城市里的人们形同陌路，人人都被孤独笼罩，即使物质生活再丰富也无法抚慰心灵的孤寂。

腐败，可能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长期而言注定影响经济发展，破坏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然而腐败在人类目前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的，所以要做的是如何将腐败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反腐败的措施有很多，纵观北欧各国，可以说他们的高薪养廉政策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那么是否中国也应该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呢。

就高薪养廉而言，其不可能作为单一抑制腐败的办法存在，想要有效果必须配合监管和惩处，形成一个合理的抑制腐败的系统，才能有效的运作下去。

除此之外，社会发展水平也至少要处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是单纯的高薪是养不了廉的，因为这部分高薪对官员个人来讲，风险和收益比还没有达到一个阙值，只是削弱但是断绝不了贪腐的动机，只有把监管和惩处机制建立起来才有效。

当官员收入太低时，他对风险的偏好就大，愿意冒风险去获得违规收益，当收入较高的时候，官员对风险的偏好就明显下降，当监管严厉起来的时候，风险成本之高会让官员对风险更加望而却步，而选择稳定的正常收益。

人的贪念是无法根本解决的，我们得承认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相关措施的不完善的情况下贸然高薪会制约其养廉作用，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当前反腐工作确实遇到了一定的瓶颈，群众呼声高与措施效果不明显形成更鲜明对比。

阻力来此哪里？很大一部分来自官员内部，因为反腐这一措施很大程度是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腐败的长期存在已经让官员习惯了工作生活中各种因上层腐败等带来的福祉了。

面对切身的利益被剥夺，政策自然会面临官员内部的阻力，自然有人怨声载道，反腐工作也自然难如坚冰。

我们需要的是在坚冰上找到一个一个突破口去打破它，那么通过高薪满足公职人员的合理诉求，便能起到这样一种缓冲作用，也就是一个突破口。

类似的突破口还有很多，都可以成为反腐败的手段，就像我们当改革开放也要找试点，那么高薪养廉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国较为可靠的试点。

然而我们仍需徐图渐进，因为目前阶段，我国假如要实行高薪养廉除了社会发展阶段不允许之外，还有人民内部的阻力。

兴许是历史遗留问题抑或是其他原因，现在我国的公民群体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显得愚蠢、短视、无知，整体的嫉妒心太强等等，人们一边为公务员福利削减而弹冠相庆，一边对官员的腐败表示怒发冲冠。

有人说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就应该拿这微薄的工资。

君不见明初年间朱元璋将官吏断骨扒皮却依然止不住腐败之风，究其主要原因，不外乎是官吏工资实在难以维持生计。

隔行如隔山，一个不明白其他行业的人，总会把其他行业想的太简单。

这年头，愚民要是没骂过两句官，都觉得不好意思继续夸夸其谈，有人嘲讽有人辱骂，看见工资低就说他们有灰色收入，看见工资高又说分配不公平。

私以为官员拿一份高薪是与他们做出的劳动与贡献直接相连的，每个人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组成了公权力，现在我们将这份公权力托付于官员由他们代为行使，这些代行公权力的人一部份可以直接创造社会价值，比如修铁路，造大桥等，他们掌控国家的基础命脉；另一部份则可以为创造社会价值创造条件，他们构成国家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