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政治思想

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國古代以孔孟為宗師﹑主張以仁義道德治國的學派。

面對春秋戰國時期“王道衰﹐禮義廢﹐政權失﹐國異政﹐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儒家代表人物提出一套以仁學禮治為基本精神的救時治國方案。

在先秦﹐儒學是諸子百家學說之一﹐漢以後則上升為統治階級提倡的官學。

起源和發展儒的起源很早﹐儒者作為殷﹑周王朝的官吏﹐從事教育和相禮活動。

春秋時期社會大動盪﹐儒者失去原來地位﹐在民間以相禮為業﹐其中的佼佼者孔丘吸取殷﹑周文化財富﹐提出系統的理論體系﹐創立儒家學派﹐為先秦儒學發展的第一時期。

孔丘死後﹐“儒分為八”﹐戰國前期﹐孟軻較多地繼承孔學原義﹐批判墨家﹑楊朱以及法家諸學說﹐以求光大儒學﹐為先秦儒學的第二時期。

戰國末年﹐荀況以仲尼﹑子弓的繼承者自任﹐立足儒家﹐在批判的基礎上﹐融會貫通道﹑墨﹑名﹑法思想﹐開後期儒家之先河﹐是先秦儒學第三時期。

先秦儒家代表人物還有顏回﹑曾參﹑子思﹑子路等人。

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史料有﹕《論語》﹑《孟子》﹑《荀子》﹑《詩經》﹑《尚書》﹑《周禮》﹑《儀禮》﹑《孝經》﹑《周易》和《春秋》等。

先秦以後﹐儒家為適應各個時期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從孔子學說中演繹出各種應時的儒家學說。

漢代董仲舒以儒學為主﹐兼吸取陰陽﹑道﹑法諸家學說﹐使儒學神學化﹔魏晉何晏﹑王弼諸人援道入儒﹐使儒學玄學化﹔宋明時期周敦頤﹑朱熹﹑王陽明等人又把儒﹑道﹑佛結合起來﹐把儒學哲理化。

儒家政治思想形式雖然多變﹐但其王道﹑仁政﹑禮治的主張不變。

基本內容儒家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和哲學觀點並不完全一致﹐但作為一個學派﹐他們的思想和傳統又有共同特徵。

經世傳統儒家是入世主義者﹐對政治採取積極態度﹐研究學問的目的在於經世致用。

孔子一生棲棲遑遑﹐為的是要按周禮的模式去矯世﹑救世﹑經世。

孔丘之後﹐儒家經世傳統分為二途﹕以孟軻為代表的內聖路線﹐強調倫理道德修養﹐發展成仁政說﹔以荀況為代表的外王路線﹐強調外在的客觀政治論﹐發展為隆禮至法的禮治主張。

秦漢以後﹐中國士人幾乎都以這條入世﹑經世的原則指導自己的行為﹐它使中國得以避免全民族的宗教迷信﹐造就出以倫理綱常為中心的封建政治文化。

政治理想儒家的理想是《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大同﹑小康社會。

孔丘從仁的精神出發﹐以懷古的方式憧憬未來﹐稱堯舜時代是“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是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稱文武周公時代是“天下為家”又充滿禮義仁信的小康社會﹐是近期奮鬥目標。

孔門後學對此又有不同的展開﹐孟軻宣揚王道仁政﹐荀況提出“王制”的社會模式﹐實際上都是大同﹑小康理想的延伸和具體化。

政治主張儒家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張並不完全一致﹐但有許多相同之處。

正如司馬談所說:“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其政治主張大要有﹕德治仁政。

這是儒家政治學說的主要內容。

孔丘提出“為政以德”(《論語‧為政》)﹐孟軻宣傳仁政﹐荀況也堅持德政主張。

禮治。

周禮是儒家所強調的社會政治規範﹐孔子要求統治者“克己復禮”﹐對民眾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荀況深入地探討了禮的起源和功能﹐認為“禮者﹐人道之極也”(《荀子‧禮論》)﹐“禮者﹐政之挽也”(《荀子‧大略》)﹐“國無禮則不正”(《荀子‧王霸》)﹐等等。

他還吸取了法家重法之長﹐主張禮法並重。

尊君重民。

孔丘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不能自諸侯﹑陪臣出。

孟軻相信君權神授﹐荀況認為君王“國之隆也”(《荀子‧致士》)。

在尊君的同時﹐儒家亦強調重民﹐包括愛民﹑保民﹑利民﹑教民﹔使民以時﹐取於民有制等內容。

孟軻還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將先秦民本思想推向新的高峰。

人治與尚賢能。

儒家強調政治領袖人物在政治中的決定作用。

孔子告誡魯國季康子﹐“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告誡魯哀公﹐“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禮記‧哀公問》)。

孟子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孟子》)。

荀況說:“有治人﹐無治法”(《荀子‧君道》)。

《禮記‧中庸》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由於主張人治思想﹐儒家強調尚賢使能。

孔丘呼吁“舉賢才”和“舉直錯諸枉”(《論語‧為政》)﹔孟軻也主張“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孟子‧公孫丑上》)﹔荀況更有大量用人唯賢的名言。

他們注意到人才的培養和人才的選拔。

主張大一統。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生靈塗炭﹐孔丘﹑孟軻﹑荀況都主張在仁與禮的精神下統一中國。

孔丘憧憬文武盛世﹐即是懷念周初的一統天下﹔孟軻也認為只有“定於一”﹐才能有太平世界。

思想特點和影響以“求善”為目的的倫理觀與以“求治”為目的的政治觀相結合的儒家思想﹐植根於中國宗法-農業社會的土壤﹐強調以德治國與賢人政治。

其特點有﹕注重道德修養。

儒家把道德作為政治的出發點﹐形成一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半封閉式的體系。

注重教化。

與法家重法相反﹐儒家強調教化。

認為通過自我體驗和外在教育﹐可以使人從善。

其求治過程是一個由己及人﹐由上及下﹐由智及愚的道德改造和感化過程。

儒家是諸子百家中對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影響最大的一個學派﹐它所宣傳的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社會倫理和價值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政治哲學的主要內容。

它強調的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民本思想﹐舉賢用賢之道﹐忠恕之道﹐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在反對暴君暴政﹑要求給予人民休養生息的鬥爭中﹐在反對官吏的私慾﹑要求社會公正的批判中都起過積極作用﹐成為推進中國社會進步的思想工具。

然而﹐歷代統治者也利用其道德倫理說教對人民進行懷柔式的統治。

儒家思想的復古傾向﹐片面地重義輕利﹐以及它的因循保守性質﹐缺乏進取﹑開拓﹑務實的精神﹐對中國人民的思想產生了嚴重的束縛和壓抑。

儒家的倫理思想反映中國宗法等級制度﹐代表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一種道德理論。

創始人為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孔子﹐並分別由孟子和荀子發展成為兩大派別﹐最後經《中庸》和《大學》的編纂者綜合各派的意見﹐構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理論。

宋元明清倫理思想)。

儒家的倫理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它的作用是十分複雜的。

在中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化以及封建社會的上昇時期﹐它雖然有欺騙人民群眾和束縛思想發展的一面﹐但卻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能夠穩定社會秩序﹐維護民族團結﹐推動了封建社會的發展﹔在封建社會的後期﹐它的積極作用逐漸消失﹐其虛偽性﹑反動性成為主要傾向﹐嚴重地阻礙了社會發展。

儒家的政治思想儒家經學的典籍。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稱。

這些書記載了中國古代的典章文物﹑歷史資料等﹐論述了儒家的哲學觀點﹑政治思想﹑倫理觀念和教育原理﹐長期以來﹐封建統治者規定這些書作為封建社會學校的教科書和科舉取士的考試內容。

《大學》是《禮記》中的一篇﹐內容提出三綱領和八條目﹐三納領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八條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上述綱領要目成為南宋以後理學家倫理﹑政治﹑哲學的基本綱領。

《中庸》也是《禮記》中的一篇﹐內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為的最高標準﹐把“誠”看成是世界的本體。

書中還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學習過程和認識方法。

《論語》是孔丘弟子及其再傳弟子關於孔子言行的記錄。

西漢時有今文本的《齊論》和《魯論》及古文本的《古論》三種﹐今本《論語》是西漢張禹揉合各本而成的﹐內容記載孔子言行﹐是代表儒家思想的主要典籍﹐從漢代起就成為學生的必讀教材。

《孟子》系戰國時孟軻及其弟子萬章等所著﹐一說是孟軻弟子和再傳弟子的記錄﹐現存七篇﹔書中記載了孟軻的政治活動﹑政治學說以及哲學﹑倫理﹑教育思想等。

明代刻本“四書”書影南宋的朱熹把這四種書加以註釋﹐稱《四書章句集註》﹐簡稱《四書集註》﹐“四書”之名從此確定下來。

“四書”原文不過五萬多字﹐但儒家所宣揚的封建宗法專制主義的政治綱領﹑倫理思想﹑哲學觀點都包括在這四種書裡。

《四書集註》出書以後﹐南宋末年﹐許多學校開始用為課本。

到了元朝廷祐初年﹐科舉考試規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南人的第一場考試須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中出題﹐依照朱熹章句集註。

明清科舉考試﹐都首重“四書”﹐以朱熹的註解為唯一標準。

自此﹐《四書集註》遂成為從中央到地方﹑官辦和私辦的一切學校的最基本課本《大學》和《中庸》收集在《小戴禮記》中。

舊說《大學》是曾子所作﹐《中庸》是子思所作。

《大學》﹑《中庸》同為秦漢時儒家作品﹐是中國古代討論教育理論的重要論著。

北宋程顥﹑程頤竭力尊崇《大學》﹑《中庸》在儒家經書中的地位。

南宋朱熹又把《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並列﹐稱為“四書”﹐並編著《四書集註》。

宋﹑元以後﹐《大學》﹑《中庸》成為學校官定的教科書﹐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對封建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大學》中的教育思想《大學》是儒家為新興封建地主階級提供的政治教育理論﹐認為只有培養出符合封建地主階級道德規範的人﹐才能完成治國平天下的任務。

《大學》鄭玄註:“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大學》提出了“三綱領”和“八條目”﹐強調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為了治人﹐說明治國平天下和個人道德修養的一致性。

朱熹集註《大學》《大學》在一開頭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便是後人所說《大學》的“三綱領”。

所謂“明明德”﹐就是發揚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賦的光明道德。

這顯然承認人天生即具有善性﹐是思孟學派性善論思想的推演與發揮。

所謂“在親民”﹐是指發揚了善性之後﹐即從事治民。

治民要親愛人民﹐這又是孔丘“愛民”思想與孟軻“仁政”思想的繼承與發揚。

所謂“止於至善”﹐就是要求達到儒家封建倫理道德的至善境界。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這是《大學》提出的教育綱領和培養目標。

《大學》還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後世稱之為《大學》的“八條目”﹐是實現“三綱領”的具體步驟。

“八條目”的中心環節是修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對於培養目標和方法﹐在《大學》中﹐反覆強調的是個人的道德修養。

“格物”﹑“致知”是八條目的基礎﹐對“格物”和“致知”﹐後人解釋很不一致﹐諸說紛紜﹐莫衷一是。

但《大學》所謂格物的“物”﹐致知的“知”則是指地主階級倫理道德的知識行為﹐是指修己治人的道德修養。

所謂“誠意”﹐就是要不自欺﹐一定要慎獨。

在獨處時是這樣﹐與別人相處時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