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若干问题研究【摘要】证明责任被喻为刑事诉讼中的脊梁，对于在案件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分配举证责任，解决诉讼难题有着重要作用。

为此，笔者通过对证明责任概念的分析、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辨析及举证责任的分担原则等方面予以论述，并就我国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明责任；举证责任；证明责任的分担证明是诉讼的中心环节。

为解决案件的证明问题，在诉讼主体中必须确立谁负有这样的证明义务即证明责任。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中，对证明责任的相关理论仍然存在相当多的模糊认识，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也不完善。

本文试对刑事证明责任的相关问题进行辨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关于证明责任的概念1、研究证明责任的意义我们知道，正常的刑事诉讼诉讼的运行情况是根据搜集得到的证据所能证实的案件事实，依据刑法的规定确定罪名及法定刑的过程。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依据的相关案件的事实通过有关诉讼程序的运行处于一种真伪不明的状态，这时，对这个案件如何进行处理？证明责任制度就是解决此时该对案件做出怎样处理的难题的，证明责任制度的运用实际上是通过技术性的手段，解决了司法诉讼过程中的难题。

证明责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人类法律制度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是立法中应用技术性规范解决法律问题的典范。

2、证明的概念要研究证明责任的概念，首先应当研究证明的概念。

通说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依照法定程序，运用证据来查明和确定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证明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来确定有无犯罪事实，是谁实施了犯罪事实，犯罪人的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事实的诉讼活动；广义的证明是指除司法人员运用证据确定案件湿湿的诉讼活动外，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

从证明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1)证明主体是有限的。

狭义的证明的主体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等司法工作人员；广义的证明主体还包括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2）证明的对象是有限的。

证明的对象，是指需要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问题，既包括需要证明的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包括需要证明的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凡是与刑事责任有关的一切需要证明的事实，都是证明对象。

如果对于证明的对象不明确，对于需要证明的问题没有及时去解决，而对于不需要证明的问题却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解决、收集和调查证据，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拖延了诉讼时间，而且会错过有利时机，影响及时调查收集证据，查明案情和及时正确处理案件，因此，证明的对象是确定的，有限的。

（3）证明在时间上是有限的。

法律规定了各种刑事诉讼行为的期间，案件的处理不可能永远进行下去，这就要求证明活动要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在时间上是有限的。

（4）证明程序和证明规则是确定的。

刑事诉讼中有一项公理性原则，即程序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指国家刑事司法机关的职权及其追究犯罪、惩治犯罪的程序，都只能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来规定，司法机关也必须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规则来进行刑事诉讼程序。

证明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活动，也应遵循该原则，因此，证明程序和证明规则是确定的。

3、证明责任的概念证明责任，国内教科书与研究性文著给出了多种解释，但是在各种解释中共有的内容是指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负担，其实质是不利后果的承受，即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未能有效履行其证明责任则承担其诉讼主张不能成立的不利诉讼后果。

这种观点同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界定证明责任的方式一样①。

在英美法国家，采用的是两分法来理解证明责任，即证明责任包①1883年格拉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即行为责任与结果责任，而后德国学者基本上都采用或容忍了这种证明责任的划分方式。

参见[德]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11含提出证据的责任，即在中国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的“举证责任”。

但是，在中国的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中的“举证责任”往往等同于“证明责任”，即完整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但美国法中，“提出证据的责任”只是证明责任的部分内容，即证明责任与提出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不是种属关系，二是“三个相互独立且相互区别的概念”②。

所谓提出证据的责任，即“用证据推进的责任”，或“通过法官的义务”，是指“对某一特殊争议事实提出证据令法官满意的责任”。

而说服责任，即“不能说服的风险”，则是“说服事实审理者相信主张事实是真实的责任”。

笔者认为，从证明的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明确证明责任的概念，即证明责任是司法机关或某些案件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或有利于自己的主张的责任。

其中案件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主张的责任。

二、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关系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

例如有学者指出，证明责任亦指“举证责任”，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应有谁负责提出。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犯罪事实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即谁控告被告人犯罪，谁就负有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③。

美国法学家撒耶指出“证明责任”是一个多层含义的问题，第一层意思是：“对各方当事人正在正义的问题，有提出主张的责任，如其不提出主张，则会败诉。

”撒耶认为，这层含义的证明责任与法定责②《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③《刑事法学辞典》，高格、孙占茂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4页任或严格意义的证明责任几乎相符，但又不完全一致。

第二层意思是：“不论在案件开始时或在庭审、辩论的全部过程中，有推进辩论或提供证据的责任。

”这层含义较为广泛，不仅包含法律规定的一方当事人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在法庭上提出的争议事实的存在，而且包含是对方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的战术上的义务。

证明责任一词，最早规定在古巴比伦王国的《汉姆拉比法典》之中，当时，证明责任是指举证责任。

将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区别开来是近代英美法系证据理论的发展。

一般认为，证明责任是一个总的概念，其中包括令人信服的责任和提供证据的责任。

在英美法中，提供证据的责任即举证责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当事人向法官提供足以是案件交予陪审团评议证据的行为责任，未履行提供证据责任的案件不得交予陪审团评议；二是指当事人对交予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的案件，在审判程序的最后阶段，因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诉讼部利益。

由此可见，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以下区别：首先，两者的内涵不一致。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指公检法机关所承担的手机调取、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证明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法律义务，被告人及其他当事人、诉讼参与人不承担证明责任。

但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构成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应承担司法机关不适用该不明事实为构成要件的法律时的不利后果。

举证责任则是当事人向公检法提供证据的责任。

其次，二者主体不同。

证明责任的主体是公检法机关，而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

再次，证明的要求不同。

证明责任由司法机关负担的同时，刑事诉讼法对其作了明确限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且证据确实充分，而举证责任并不要求证据确实充分。

三、证明责任的分担（一）现代证明责任分配学说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按一定的规则将真伪不明事实的证明义务及不利后果分由各证明责任主体承担的一项法律制度。

它包含谁应举证、谁先举证、证明应达到什么程度、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谁来承受不利后果等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与当事人的诉讼利益有关，而且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相关。

因为证明责任分配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西方法学理论界对它进行了长时期的研讨，产生了许多证明责任分配学说。

对刑事诉讼有一定影响的有待证事实分类说与法律要件分类说，以下简要介绍之④。

1、待证事实分类说待证事实分类说按证明责任对象的性质分析，确定哪些事实应当由哪一方诉讼主体来加以证明。

该说又主要分为消极事实说和内在事实说两类。

消极事实说将待证事实分为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

积极事实是指发生了的事实，消极事实是指未发生的事实。

凡主张积极事实的人就该事实有证明责任，主张消极事实的人则不负证明责任。

其理由有二：一是消极的事实不可能证明；二是根据因果关系法则，积极的事实可④以下有关学说的介绍主要参见：骆永家《民事举证责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刘金友《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发生结果，消极的事实不发生结果。

这种学说的缺陷在于积极事实与消极事实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一些肯定性事实可以用否定性用语来表达，一些否定性事实可以用肯定性用语来表达。

因此该说难以确保证明责任分配上的确定性。

内界事实说将待证事实分为外界事实和内界事实。

外界事实是指可以凭人的感观察觉到的事实，内界事实是指人的感观无法察觉到的人的内心状态事实，如故意、过失。

该说认为，主张外界事实者应负证明责任，主张内界事实者不负证明责任，因为内界事实无法证明。

事实上，内界事实并非完全不能证明，许多内界事实都可以通过外界事实体现出来。

况且诉讼双方对同一内界事实主张各异，若按此说，一些诉讼将无法进行下去。

概言之，待证事实说无论是内界事实说还是消极事实说，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着不妥之处，因而难以成立，为现在许多学者所否定。

2、法律要件分类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按照法律构成要件的事实，依据不同的价值标准对证明责任加以分配。

基于对法律效果的要件事实认识的不同，法律要件分类说又形成了一些子学说，如因果关系说、通常发生地说、规范说等。

因果关系说认为产生法律效果的要件事实可以分为原因与条件，主张法律效果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就发生原因的事实负有证明责任，但条件欠缺的事实，即权利障碍事实则由相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

该说的缺陷在于原因事实与条件事实界限较难区分。

通常发生事实说把事实分为通常发生事实和特别事实。

主张法律效果存在的人，应就通常可以致使法律效果发生的事实负证明责任，但是，妨碍法律效果发生的特别事实则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

这种分类的前提是立法要详尽地规定哪些是特别事实。

规范说是由德国学者罗森贝克于1900年创设的学说，迅即成为大陆法系的通说，后随即扩散到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

该说从实体法律规范的逻辑关系寻找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将法律规范分为权利妨碍规范、权利消灭规范和权利受制规范三类。

否定权利存在的人，应对妨碍该权利的法律要件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权利消灭的人，应对权利已经消灭的法律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主张权利受制的人，应对权利受制的法律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

⑤规范说的前提是所有实体规范能够按这三种标准进行划分，但事实上，权利产生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很难加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