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货币与财政的关系

宋代货币与财政的关系一财政收支带动的周期循环货币是因商业交换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但货币在其自身发展的一定阶段，又同国家财政相联系。这是由于国家税收中有一部分是货币，财政支出中也有一部分是货币，此外，货币的制造发行往往是由国家垄断的。但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情况不同，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货币同国家财政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相差很大的。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如前所述，宋朝是中国古代靠俸禄为生的人数最多的一个朝代，霏幸禄的人的生沽需要是多方面的，这就需要俸禄中有一定比例的货币。国家要筹集这么多人的俸禄，并严格按规定数额分配给这些人，较便捷的办法是掌握较多的货币，因为货币变转为实物比一种实物转变为另一种实物更方便，而且运输货币一般也比运输实物容易。所以，靠俸禄生活的人多就势必导致财政收入中货币所占比重增加。同时，宋代的税收不同于现代税收，它里面包含有较大的超经济剥削的成分，因而其数额在社会总财赋额中所占比重也就大大高于现代税收所占的比重，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居地位也远较现代税收重要。据统计，北宋前期(宋神宗即位以前)每年财政收支的铜、铁钱(金、银不计在内)共约2000万一4000万贯，北宋神宗时期，财政收支中的货币比重增加，每年财政收支中的铜、铁钱增为约6000万贯；南宋时期铜铁钱贬值、纸币因数量激增而严重贬值，税收征钱比例加大，这都导致财政收支数额增加。宋代每年的财政收支货币都有数千万贯，有时甚至上亿贯，这样，每年就有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货币在封建国家和百姓之间往返运动。这就是说，在宋代，随财政收支往复运行的货币数量是异乎寻常的大的。就宋代特殊社会背景而言，财政收支推动的货币循环，还会裹挟另一部分货币随之运行。例如纳税者筹钱时总要比实际纳税多置办一些，用于支付手续费(縻费钱)及贿赂收税官吏。由于有些人要借债纳税，到下一年，这些借债者在还债的同时，还要偿付利息。即是说，还债与纳税往往相伴而行，这也增加了货币循环的数额。当然，实际上，货币随财政收支往返运动并不是直来直去的，因为向国家缴纳货币者往往并不能直接从官方得到同样多的货币，官方支出的货币往往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才能回到缴纳货币者手中。我们还应注意到，官方收入货币和支出货币在地域上也存在不平衡性，特别是税收最多是东南地区，而军费支出最多的却是西北地区，这种不平衡性更增加了货币循环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也扩大了货币循环的数量和规模。二财政对货币经济的促进既然宋代财政负担沉重，既然宋代国家管理和财政管理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那么为了有效实施管理，防止有人乘机贪污作弊，就必须实行量化管理。我们可以看到，宋朝财政上的许多定额都精细到一文钱、一两丝、一合米(甚至更细)。但是实际操作上却遇到困难，粮食有秤量不准确的误差，在运贮过程中又会有水分等的损耗；布帛有长宽重量精粗的差异，又会出现退色变质的损耗；其他实物大抵都有类似问题，这给贪污作弊者

提供了可乘之机，却给管理造成了困难。相比之下，货币大抵较少这方面的问题。另外，从财政调拨的需要看，实物调拨所受局限较大，如需要粮食的地方要调粮食，而调运粮食很麻烦且费用很高，如果官方恰好没有库存就会出现问题。货币是灵活的，它可以代替任何一种实物，而且可以采取兑换的方法，比调运实物要便捷得多。所以，财政收支的货币化是管理上的需要，特别是简化管理的最有效途径。财政收支货币化既是大势所趋，专卖、税收等的货币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更何况食盐、酒、茶、香、矾禁榷等既采取贸易形式，其收入必然多是货币。而税收折征现钱，也是变相增税的便利途径。所以，官方始终对各种收入货币化持积极态度。宋代税收中货币所占比重非常大，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当时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它不是货币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较大程度上是由财政作为“催化剂”“催”出来的“早产儿”。官方对各种货币收入持欢迎态度，就导致赋税折征现钱的情况较普遍地发生和存在。征税折钱迫使农民出卖农副产品，使这些农副产品变为商品。同时，征税迫使农民低价出卖农副产品，就给商人谋利提供了较大空间，刺激了其经营的积极性。农民为了减少在收获季节急于出卖农副产品时造成的损失，就必然在平时想方设法集攒一些货币，其主要办法就是从事农业以外的一些经营活动。即如宋人李椿所言：“今谷帛之税，多变而征钱，钱既非民之所自出，不得不逐一切之利以应官司所需。既逐一切之利，则不专于农桑。”

①这些都导致自然经济的破坏，而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禁榷制度也有促进货币经济发展的功效。农民要得到食盐、茶、矾等这些既是生活必需品又是禁榷品的物品，过去可以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现在在禁榷制度下，就不得不先出卖农副产品，在获得现钱后再用钱购买。唐代韩愈论官卖盐说：“除城郭外，有见钱籴盐者，十无二三，多用杂物及米谷博易。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或从贷升斗，约以时熟填还。用此取济，两得利便。”而官卖盐“令州县人吏，坐铺自粜，利不关己，罪则加身，不得见钱及头段物，恐失官利，必不肯粜。”②宋代的情况也是一样，官府直接经商，为了管理的需要，在出卖商品时，也必然要收现钱。宋人刘宰说：“今夫十家之聚，必有米、盐之市。”③卖米是为了纳税、买盐，这种情况的形成，显然同赋税征钱、禁榷制度的推行有直接的关系。————————————————————————

①《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二。

②《韩昌黎集》卷四０《论变盐法事宜状》。

③《漫塘文集》卷二三《丁桥太霄观记》。

宋朝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调拨财赋，发行了巨额的钞引、便钱券。纸币的发展，一方面受到调拨财赋需要的推动，另一方面又受到发行纸币可以转嫁财政危机动机的推动。宋朝官方既企求禁榷收入，想通过轻重散敛增加收入，就不得不实行官

商分利，而财赋和物资的调拨，也要依赖商贾，这样，官方对商业、商人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由全面抑商改变为有限度地发展商业。官方对“外贸”，即榷场贸易和市舶贸易，显示出更大的热情。宋代出现的所谓“重商思想”，本质上并不反映商人势力的强大，而是反映了商业和商人社会功能的这种转变。三财政对货币发行的破坏作用宋代财政既然时常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在出现财政危机时，宋朝官方往往利用货币发行来转嫁危机，这突出地表现在铸行铁钱、大钱和滥发纸币上。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军费骤增引起财政危机，于是就在陕西铸行铁钱和大铜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宋神宗时，为了支持西部战争，四川交子开始两界沓行，即增加了一倍的发行量。又企图在河东、陕西发行交子，因与盐钞发行冲突，遭到失败。宋徽宗时，为了支持西部及后来的对辽战争，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挥霍需要，为了粉饰“太平盛世”，发行成本低、面额大的当十钱、夹锡钱，将楮币推向全国，且无节制地扩大发行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经济秩序一片混乱。南宋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纸币，如果能有效控制发行量，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由于财政收支的失衡，发行量不断增加，到了嘉定年间，总发行量已超过亿贯。这时，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已认识到楮币不应再多印。但是，此后发行量还是不断增加，直到10亿贯以上仍不停止。这样滥印纸币又怎能不贬值，不一贬再贬呢! 财政对货币发行的破坏作用，还表现在人为地划分货币区上。四川在后蜀时兼行铜、铁钱。宋朝兼并后蜀后，本应像在江南一样，兑收铁钱，统一行用铜钱，但朝廷为了掠夺四川财赋，竟将铜钱大量输送京师，使四川变成铁钱区。宋仁宗时，宋夏战争，为了筹措军费，宋廷又将陕西、河东变成铜、铁钱兼行区。铜、铁钱兼行最终导致新的混乱。这样地人为划分货币区，显然与财政密切相关，但我们却看不出除此以外有什么理由和必要性，也看不到这样做的益处。实际上，这样划分货币区，只能给货币发行造成混乱。宋代(主要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铜钱发行数量最多的时期。秦以前铸币数量很少自不必言。汉代铸币最兴盛的时期大约是汉武帝在位及此后的一段时间，据《汉书．食货志》：“自孝武(按即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20)，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公元l一5)，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据今人考证，“亿万”即是万万，280亿万就是280亿。①以此推算，西汉在这110多年中大约平均每年铸钱2亿一3亿枚(当时钱以枚计，而不以贯计)，按宋代的计量法，则为平均每年铸钱20万一30万贯足。唐代也是铸钱较多的时期，但仅从记载中的岁铸钱额看，最高者为天宝年间的32万贯，其余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天下岁铸钱十三万五千缗”，唐穆宗长庆初年(约821) “岁人十五万而已”，唐文宗太和年间“天下岁铸钱不及十万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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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沈长云《汉代史籍中的“亿万”、“巨万”究竟指多少》，《文史》1999年第3辑，总第48辑。

②并见《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应说明的是，同书记长庆初户部尚书杨於陵曰：“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岁盈百万。”据此，唐代铸钱最多时可能超过每年百万贯，但引文措辞含糊，且与前引天宝年间99炉铸钱数相差太远．今入难以置信。而北宋时年铸钱额一般年份也远远超过百万贯，最高年份铜钱铸造额接近500万贯。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绝后的。由于元朝基本不用铜钱，明、清以白银为主币，其铸行铜钱的数量也很有限。所以，宋代不但是中国历史上铜钱铸行量最大的朝代，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币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