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变化

题目：中国近现代经济的变化

关键字：全域性开发

内容摘要：尤应指出，这一经济格局与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有着切近的接续关系。它

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近百年出现的机器工业和现代城市的巨大发展，也未使之发生大

的改变；而且，不管这种交流是否曾被人为割断，一旦“放开”，类似的局面就会再现和

复兴。

进而言之，正是它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构成了中国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33 和

现代发展的真正基础。

参考文献：1.与许倬云教授的谈话，1987年9月，美国匹兹堡；另见许倬云∶《汉代的农业》。

2.见张瀚∶《松窗梦语》卷1、卷4，谢肇浙∶《五杂俎》卷4，于慎行∶《毂山笔麈》卷11、12。

3.以上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耕地面积”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2∶3、1994∶ 3。

4.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四川农业的发展”，《平准学刊》，第一辑，1985。

5.广东巡抚杨文乾奏，见雍正5年2月乙丑谕，《世宗实录》卷53；《朱批谕旨》，雍正8年4月20日鄂尔泰奏；《广东经济概况》，1935年；吴传钧∶《中国经济地理》等。

6.《广东新语》卷22，顺治《九江乡志》卷2，《九江儒林乡志》卷3、卷4。

7.嘉庆《龙山乡志》卷4，民国《龙山乡志》；道光《龙江志略》卷1。

8.道光《鹤山县志》卷2。

9.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1982年修订版，页256。

10.民国《顺德县续志》卷1。

11.着名者如粤纱，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大良麻布，通贸江浙，岁取数千金；新会麻布远销江、浙、汉口、四川等地，……见《广东新语》卷15，罗天尺∶《五山志林》卷7，道光《新会县志》卷2等。

12.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叶适∶《水心文集》卷1。

13.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页472。

14.例如到光绪年间，新会“匀计每口得田不足一亩，一亩之入岁以谷三百斤为率，

是每口仅得半年之食”，《新会县乡土志》卷9。

15.《清史稿·韩良辅传》；梁方仲编着∶《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0，甲表82、86等；何如璋∶《复粤督张振轩制军书》。

16.以上参见高王凌∶“传统模式的突破──清代广东经济的发展”，《清史研究》1993∶3。

17.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绍熙《吴郡志》卷第50《杂志》。

18.丘浚∶《大学衍义补》卷22《治国平天下之要·治国用·贡赋之常》。

19.陶宗仪∶《辍耕录》卷24。

近几百年，中国经济地理的变化大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开发走上了“全域性

开发”的道路，一是地区发展中有了新的模式出现。

这些正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是今天“现代化”的“立脚基石”。

但是在“虚妄史观”和“if”理论的支配下（如假设李自成能坐稳江山，或不要早早

达到四亿人口，就会如何如何），这些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未曾发生才好。因而历

史也不免遭到扭曲（在这里是指清史而言），或出现某些“盲点”和“断裂”。

例如，拿明代“地图”与清代相比，无论在疆域（相差数百万平方公里，一半以上的

国土面积）、耕地（相差六七亿亩，大约一半左右的农耕面积）、还是人口上（相差三亿人，约占总

数的三分之二），差距都是巨大而明显的。这些恐怕都是人们熟知的史实，但它在人

文和经济地理方面还有什么意义？又和以后的历史有着什么关系？对此，我们还有不少问

题应当思考。

一

中国的版图，在秦汉之际已是相当辽阔，特别是内地省份，与今天似也不惶多让。因

此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土地开发也早就弗远无届，走上了一条迅速开发和“均平发展”的道路。实际的情况却可能不是这样。到明代末年（从以后的统计数字上看），中国

还有一半耕地没有开垦，就是一个重要的史实。一方面，中国很早就进入人口密集型的精

耕农业，另一方面，它的土地开发，走的却是“成熟”一片（即把它作成精耕农业），再

开发一片的道路（这和人们潜意识中美国式短时间内迅速“撒向全国”是不一样的）。这

一个过程，至少从汉到清，就走了很长时间（由是我们也可把汉代和清代的历史重新衔接

起来）。1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观察近代经济地理的变化。借助于人口分布图，可以明显

看出，明代的中国经济的重心，是太偏重于东部运河沿线了（即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基本经济区”）。从人口统计中可以看出，三分之二的人口分布在东部地区（上述省份

加上江西、福建），其他省份只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据史书记载，直到明代后期，

淮河流域和湖广等地仍属“地广人稀”、“旷莽之墟”，2 更不用说东北和西南地区了。

这一切在清代获得了极大的改变。在民国年间新的耕地统计中，绝大多数都是前代开

垦的（民国耕地增加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北等地），其中清代占了将近一半。原属落后地

区的湖北、湖南、四川，在清代成为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和输出地区，同时获得显着发展

的还有广东，以及东北和台湾等地。

举例来说，四川在明代的人口比重，只占全国的百分之二（1393年，2.4％），到清

代则发展到全国的十分之一（1851年，10.4％）。东部与西部的比重，由明代的2∶1，

改变为清代的1∶1 。中南和西南地区所占比重，也由百分之十九，上升到三十四。3

这可以被称为国土的“全域性开发”，是清人的最大成就之一。它奠定了今日中国耕

地的基础，相比之下，明代则差得很远（且不谈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

进而言之，没有清人的努力，当十九世纪面临外敌入侵之时，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固

然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对比明、清两代的疆域图），二十世纪的对日抗战，也将无法

想象（如果没有对西南地区的开发）。

由此可见历史的发生，自有它的规律，并不凭依人们的喜怒爱憎，它也由此而取得它

应有的历史地位。

二

清代中国的成就又不限于土地的“全域性开发”，也许更重要的，是出现了的新的经

济发展模式。

在中国早期历史里，粮食是一项最重要的产品。因为没有充分的粮食供给，中国古代

文明就无从建立、发展和繁荣。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各地区粮食都供给有余，其主要问题

是如何寻求和扩大产品的销路。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只是到近几百年才发生变化。

到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和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人们必须考虑，在耕地不再增加、投入也几近饱和的情况下，如何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进一步发展生产。为此，如何

安排粮食和其他作物的生产，就更为严重和有了新的含义，它已不再可以任意为之，而成

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