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域下跨文化翻译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引言

随着当前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跨文化翻译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现实诉求。翻译活动作为不同文化之间的重要交流与传播媒介，译者的语言理解和文化自觉意识是成功翻译的核心所在。翻译活动是不同语言文本之间的相互转换过程，本质上就是要对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进行有效调解并求得高度融合。因此，翻译活动无法真正离开译者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与现实生活环境。针对当前跨文化翻译的现实困境，积极寻找其突围路径成为时代的呼声，而文化自觉无疑为其提供了两全其美且科学高效的新思路。

一、跨文化翻译活动的现实困境分析

文化是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翻译活动是传承和了解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翻译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与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Lefevere）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极其推崇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应当重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强调译文不仅应当深入文本内部，而且应当注重文本外部的文化语境（廖七一2001）。在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要特别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研究的影响，要通过翻译实践吸收和介绍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并借此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本土文化，促进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彻底摆脱译者文化自觉意识缺失的窘境，唤起译者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提高译者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文化素养显得尤为重要且必要。

事实上，社会发展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中西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从最初到今天都不是完全中立的，甚至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中西方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竞争与和谐共荣。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翻译研究与实践活动对其文化的本质规定认知不清，翻译实践活动中对西方民族文化体系的覆盖范围无法真正概览西方文化的全貌，造成翻译实践活动中对中国文化的关照不足甚至长期处于失语的混沌状态。对中西方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特质的认知相对肤浅或加以掩抑遮蔽，自然从更深层面制约和影响着翻译研究与实践活动的良性发展。因此，翻译研究和实践活动应当重塑民族文化自觉的核心理念，积极追求对中西方不同民族文化及两者之间异向的自觉，以个体的主动自觉为根本，以我国本土文化的历史演进为实质过程，以中华民族的自我教育为基本导向，全面彰显翻译研究与实践活动的文化功能，努力开辟翻译研究与实践活动的新天地。翻译活动应当真正认知和体现其人文价值，并以文化之维作为其逻辑起点，从文化维度认真审视翻译活动对中西方文化及其差异的自觉意识，积极为当前的翻译活动寻找学理支撑。

（一）翻译实践中对西方文化持有的相对偏狭的观念认同造成文化功能难以彰显

综观当前的跨文化翻译实践活动，由于国内一些社会公众和部分学者主观认为针对西方文化进

文化自觉视域下跨文化翻译的现实困境与出路

康秦齐

【摘要】分析当前跨文化翻译活动的现实困境及文化自觉对跨文化翻译活动的现实诉求。从文化自觉视角对跨文化翻译活动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层剖析，提出基于文化自觉的跨文化翻译活动的相关路径。主张通过中西方文化有效融合的翻译主体模式，中西方异质文化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翻译原则，异化与归化结合的翻译策略，文化自觉与语言自觉同施，促使译者更加清楚地认知自身的文化身份并形成自觉的文化立场。

【关键词】文化自觉；翻译活动；文化差异；本土文化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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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9No.10

行的系列翻译活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西方文化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全面渗透，并因此致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和影响，由此引发部分国民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和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度隐忧与焦虑情结。正是因为受这一相对偏狭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当前的跨文化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看作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递和技能追求过程，无法真正实现借助跨文化翻译活动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交流和培养个体良好的人文素养的重要目标。也就是说，片面追求翻译活动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了翻译活动的文化本性，对文化理念和文化意识认知不足必然造成跨文化翻译活动中文化本应具有的诸多功能难以得到全面彰显。诸如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先生曾经批评中国翻译领域出现的一大笑话“牛奶路”（Milky Way），其本质上是由于对文化的认知不足所造成的。张珊（2017）认为语言只是翻译活动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文化则是翻译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当前我们在跨文化翻译活动过程中对中西方不同文化的深层内涵及其特质差异体认不深或关照不足，这是造成跨文化翻译问题存在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能影响翻译活动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正确认识，甚至刻意排斥或全面否定西方文化，这自然不利于中西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

（二）翻译研究与实践活动中我国本土文化的传播不力造成集体失语现象

我国本土文化在翻译研究与实践活动中的“失语”现象多年前就颇受学者关注，但时至今日这种现象未能得到根本扭转。作为影响社会行为的深层机制，我国本土文化也在影响着翻译活动。然而自上而下的审视发现，相关政策和理论研究与实践都对翻译实践活动中我国本土文化规定性缺少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制约着我国翻译研究与实践的发展进程，这种对我国本土文化认知不足的现实表明文化自觉的缺失对国家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翻译研究与实践活动对中我国本土文化的目标要求流于宽泛、内容组织缺乏具体描述、实施方法及手段缺乏详细指导。我国本土文化在翻译研究与实践活动中的失语与不足造成我国高层次翻译人才的严重缺乏就是这一问题的极好例证。传统的翻

译研究与实践活动理念对我国本土文化关照不足，错误地认为各类外语人才就是专业的翻译人才，发展导向的极度偏差必然严重影响我国当代翻译人才的培养，这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同时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翻译研究与实践活动中存在的对我国本土文化的传播不力而造成的集体失语现象，同样不利于向世界各国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二、文化自觉的意蕴及其对跨文化翻译活动的现实诉求

综合人们对翻译研究的相关要求，翻译实践中应当特别强调译文在语言方面的优美华丽与流畅表达，同时强调译文应当准确传达原作所特有的文化气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当前我国的翻译研究对文化的本体价值与功能认知不足，无法科学地确立自己的社会文化方位，导致无法对中西方文化差异作出较为客观的认知，甚至出现理解和认知偏差。对翻译研究过程中原有工具性内涵的批判及其对自身限度的有效突破，必须重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自觉意识培育。

（一）文化自觉思想的提出

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早在1997年就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相关论著中明确提出并对其涵义作出科学界定。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主体对其本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体认，即所谓“自知之明”，能够真正理解文化的历史渊源、形成过程、特色内涵及其发展趋势，而不带任何“文化回归”意蕴（费孝通2010）。换句话说，文化自觉既不要求人们去实现文化的“复旧”，又不随意主张文化的全盘“西化”或“他化”。从本质上说，文化自觉这一概念具体包括对特定社会文化的主观认同、分析比较、深刻反思与批判创新等丰富内涵，因而必然具有浓厚的历史性特征（费孝通1997）。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没有针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活动，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国内学术界众多学者对文化自觉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虽有分歧，但最终围绕文化自觉问题逐渐形成了三点基本共识：第一是“自知”，即社会主体对本土文化要有深刻的体察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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