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的话语圈子

规划师的话语圈子

特约主笔杨保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总是由大大小小的群体即所谓的“圈子”组成，每个圈子的人拥有大致相同的背景、兴趣和价值取向，比如娱乐圈、商业圈、学术圈。而规划圈是以规划专业人士为核心圈层，以研究解决城市问题，重新构筑城市希望为己任，以追求社会公正、平衡发展为目标，以关注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为价值取向的一个“圈子”。但如今这群怀有崇高理想的人，却被社会舆论推上了饱受诟病的风口浪尖，引人深思。

或许是因逐渐普及的公众参与之故，又或许拜日益严重的城市病所赐，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城市规划”，并且知道规划是建设的蓝图，但并非都了解规划编制与实施的脱节。因此，当拥堵、内涝、马路拉链等问题出现时，常常能听到这样的批评——“这规划是怎么做的？”规划师似乎就是以“职业背黑锅”的身份逐渐被大众所认知。很多人将其归咎于规划圈子的狭小，导致话语权的旁落。

规划圈子确实很小，这从新浪微博的粉丝数就可窥见一斑——规划界的大腕们粉丝一般不过数万，而知名的经济学家甚至房地产商，可以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即便同一个话题，规划师们的声音能激起较大社会反响的寥寥无几，而后者的只言片语往往引来众多媒体争相报道。但规划圈子并非如想象般那么封闭——规划的学科支撑在不断扩大根基，规划从业的资质门槛逐步下调，规划的队伍也在迅速壮大（比如规划年会的参加人数是30 年前的近百倍）。规划圈子的真正问题是其工作的相对隐秘性，这才是当前规划师面临诸多误解和责难的根源。

规划本身是一种制度安排。规划的组织编制、审查、实施和管理均是政府的法定职责，规划师主要在规划编制环节起作用，他们负责将公共政策空间化。一直以来中国都是自上而下地推动各项建设，真正决定城市发展的是政府，规划师只能通过影响决策者来间接引导城市发展。虽然，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比如在深圳特区设立之初对城市规模的前瞻性预测和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安排；比如1980 年代初即上书国务院开始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整体保护；又比如5·12 地震后对北川新县城异地重建的建议等等。但总体而言，如果城市规划建设得好，规划师只能算是部分功劳；如果城市规划建设得不好，规划师也只能承担有限责任。

由此可见，规划圈子之所以狭小而隐秘，缘于他们传统上只是政府的“谋士”，与社会大众是如此的区隔。1990 年代之前，规划成果还属于机密文件，有严格的保密管理要求。但时过境迁，如今城市发展的推动力已不全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力量日益增强，社会公众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随着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大幅增强，规划不得不更多考虑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规划虽然以统筹兼顾、利益平衡为要旨，但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要想在政府、开发商和社会公众之间取得高度一致的认可，其实已不太可能。正如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所论证的那样，经济效率与社会公道不能共存。规划师所能做的是最大程度地促进共识，寻求各方都未必满意但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所以，规划师得到这样那样的批评，或许不能简单笼统地视为“背黑锅”，可能也是职业属性使然。

当然，规划确实也需要扩大话语圈子，但其根本目的不是“抢话筒”以洗刷冤屈，而是为了规划事业的持续繁荣，让规划引领或者至少跟上时代的步伐。一方面让更多领域的专业人士投身规

划研究，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让更多的普通百姓了解规划、参与规划，增强规划的合理性。

所谓“话语权”，是指控制社会舆论的权力，即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正如有些人所讲，要想掌控话语权，需要两大要素：一是站的位置足够显眼，大家都能看到；二是声音足够大，大家都能听到。由此可见，“掌控话语权”需要地位和能量，其背后多多少少带有强权或霸权思维的影子。而新的“规划话语圈子”，将是一个更加平等、开放的交流平台，每个参与者都拥有行使话语权和评判权的机会。在这里，大家尊崇的不是“权力”，而是科学和道德的力量；在这里，大家信奉的不是“我即上帝”般的强势和自负，而是“真理愈辩愈明”式的谦逊和自信。假如规划师的话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赞许，那么规划师自然就在更大的圈子拥有更大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