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古代贸易

日语函电

——中日古代贸易

文日113-1

201190505110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古时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两国交流也相对方便，两国官方交往虽然中断过，但民间的来往却一直延续下来。到现在的经济社会，两国之间的贸易尤为重要。

中日之间的贸易来往由来已久，东汉光武帝时，中日两国就开始了零星的贸易，这是两国贸易的起始。但由于受当时造船条件航海条件等不足，再加上日本发展相对落后商品交换意识稀薄，中日民间贸易只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只是以简单的物物交换为主。但日本官方曾多次派遣使者进贡东汉，期间自然有一定数量的物品交易。东汉时日本还接受了汉王朝颁赐的“汉委 倭 奴国王”金印。此金印至今尚存日本。陈寿所著《三国志.魏志》中也对以邪马台为代表的王国与中国的来往进行了描述，曹操还赐予倭王印。不难看出两国之间的还是贸易一定有所发展,它成为两国民间贸易长河的源头,为以后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奠定了基石。

公元十四世纪前，也就是隋唐至明，为中日贸易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民间商船来往频繁，隋唐朝由于经济发达，文化在当时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特别是盛唐时期，是是世界顶级强国，且十分开放兼容并包，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唐朝和日本的海上贸易较前代更加频繁。朝鲜、日本派来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即所谓的遣隋史遣唐使。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有18次、19次、20次等诸说。其阶段的划分也有两期、三期、四期等不同划分。从其派遣目的来看，两期划分法较为合适。前期从630年至669年，一般由2艘船组成，乘员约250 人左右。主要是为了解决朝鲜问题，力图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可以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派遣的。后期从702年至894年，船只增至4艘，乘员超过500人。主要是为了全面而系统地输入大唐的先进文化，以促进自己国家的迅速发展和进步。日本的遣唐使，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而唐亦回赐丝绸作为礼品，裨上是变相的官方贸易。后来唐朝爆发安史之乱，随着政局动荡，遣唐使也走向没落很快被废止。但官方的交流贸易没有了，民间之间的贸易还在延续着。

平安末期，日本政府规定除了得到许可的入宋巡礼僧外，国人一概不得出海。针对中国商船的频繁来航有违日本紧缩方针的现象，制定了“每三年一航”的规定。但从11世纪开始，庄园制进一步成熟，贸易管理逐渐懈怠，宋商船的来航限制已有名无实。庄园领主和大宰府的商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动的贸易，开始秘密地向宋派出商船。到了平清盛掌权的平家时代，对外贸易的态度更加积极。镰仓初期，幕府沿用平氏方针，承认民间的自由贸易，日本商船赴宋更盛。到了中期，幕府也开始派自己的商船入宋。《宋史·日本传》中，有宋朝1176年、 1183年、1183年、1200年、1202年日本商船漂至宋朝的记录。“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由此可推测到当时渡宋的盛况。日本的贸易最初由大宰府管理，指定鸿胪馆前的海岸为贸易港．宋船入港后，朝廷优先挑选购买宫中所需之物，然后再与民间交易，价格也由政府规定。到了镰仓时代，有力贵族、寺院的庄园扩展到全国，而且拥有“不输不入权”。宋商趁此机会，将船泊于庄园管辖的港口，避开大宰府，直接与庄园主进行密贸易。这样，在九州的博多湾等海岸，出现了很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而鸿胪馆则渐被荒废。博多、箱崎等贸易港交易繁盛，赴日的宋商也多有长期居留于此者。这一时期，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几乎都是宋朝的商船。这些商船大都从明州出发，回国时也在明州上岸。他们去日本时还携带明州的牒文。如神宗元丰三年（1080）宋商孙忠就是携带明州的牒文到日本越前敦贺港的。进入南宋时，从日本输入的贸易品更多。根据《宝庆四明志》记载，细色有金子、沙金、珠子、药珠、水银、鹿茸、茯苓；粗色有硫磺、螺头、松板、衫柏、罗板。，其中铜钱的输入尤其值得注意。从北宋起，宋朝铜钱就开始大量外流，朝廷虽屡下禁令仍难以抑制，到了南宋一度出现了“钱荒”。宋钱在日本流传非常广泛。日本也有很多商品通过宋日贸易输入宋朝，其中以工艺品居多。日本的时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精美的工艺品，都极受宋人的喜爱。宋朝的著名诗人欧阳修有《日本刀歌》一诗，赞美日本刀之精。宋日僧侣之间也常互赠工艺品。此外，建造寺院用的杉板、罗木和黄金也是主要的输入品。元灭宋时蒙古铁骑攻打崖山，以陆秀夫背负小皇帝投海结束，而1279年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灭亡。而1279年日本全国戴孝追悼南明小皇帝，哀悼南宋亡了，并拒绝承认蒙古，导致与蒙古交恶发生战争。但是日本之所以举国哀悼，是哀悼中华文明的灭亡而不是宋的灭亡。日本人认为中国沦于异族统治即代表中华文明从此消失。这也是日本人对中国人态度的转折点。在此前，日本人以中国为华把自己当作夷，此后日本人就以中国文化唯一的继承人（朝鲜也在元统治下）自居。日本人拒绝元朝的统治，元朝曾经两度攻打日本，但因为碰上台风失败了。元日间虽无国交，但民间的商船往来却相当频繁，尤胜宋朝。与宋日贸易不同的是，元朝时期两国民间贸易的商船几乎都是由日本驶往元朝的。元朝仿照宋制，在广州、

泉州、庆元设提举市舶司，作为对日的贸易港。但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绝大多数的日本商船都泊在庆元。日本的贸易港仍是博多，所以元日间的商船大都往来于此两港之间。日本船开到元朝后，由当地市舶司发给证明身份的文件——公凭和公验，然后经过市舶司的抽分，方可进行货物交易。元朝输入日本的商品主要有铜钱、经卷、书籍、佛教用具、茶具、绘画等等，其中铜钱仍是主要的输入品之一。据载，“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 ，说明中国铜钱在当时的日本还是很受欢迎的。虽然元朝政府曾一再禁止铜钱外流，但大量的铜钱还是通过民间贸易输入了日本。元朝的经卷、书籍输入日本的量也很大。元弘年间输入日本的宋版《一切经》，就是日本商船带回的。镰仓时代社会上流传的儒家、道家的经典，如《论语》、《老子》等都是从元朝传入的。佛教用具和茶具在禅僧和上流社会中极为流行。自荣西从中国带回茶种被大力提倡以来，喝茶之风在僧侣中已相当普遍。至于从日本输入元朝的商品，虽无确切资料可考，但估计大体与宋代相同，主要是黄金、刀剑和螺钿、扇子等工艺美术品。

元朝由于战争原因贸易不多，但元朝造船业的大发展，为明代建造五桅战船、六桅座船、七桅粮船、八桅马船、九桅宝船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迎来了我国造船业的新高潮。明朝时期造船的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是历史上空前的，达到了我国古代造船史上的最高水平成为无国交时代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奠定了明清时期两国民间贸易鼎盛的基础

6世纪20年代——19世纪中叶,为鼎盛及由盛转衰阶段。明由日输入：硫黄、铜等矿物、扇子、刀剑、漆器和屏风等日由明输入：明钱（永乐通宝）、生丝、织品和书籍等此时代的贸易中，日本的铜以高价输出至明朝。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慢性的铜的缺乏，另一方面是日本的铜混杂有较多的银，当时的日本无提取技术而明朝拥有，故而铜以介于铜与银之间的价格进行交易。日本战国时代制造了大量的浪人，造成了明朝的倭寇问题。

公元1683年(天和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公元1685年(贞享2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公元1685年)幕府制定“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公元1715年(正德5年)又制定“正德领”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