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工业化和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

梁孝：斯大林模式、工业化和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苏联在半个世纪间经历急剧的兴盛与衰亡，斯大林模式也因此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

如何认识、评价斯大林模式，在更深层次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本文尝试以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为线索，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的结构性特征出发，把斯大林模式定义为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1[1]，澄清传统认识中的错误，批判一些流行的错误思潮。

一、传统认识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定位及其悖论“斯大林模式”是指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制度建立在单一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其主要特征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集中。

与此同时，苏联形成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

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形成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以下简称为传统认识）。

但是，这一传统认识对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定位却存在明显悖论，并且能够衍生出否定性结论。

在传统认识中，斯大林模式是在历史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进行定位的。

它认为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着社会整体形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领域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形成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的一种社会形态。

从经济基础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将取而代之，社会发展随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这些内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常识”。

但是，这种认识中存在深刻的悖论，一直困扰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教育工作。

其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悖论。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都发生于资本主义未充分发展的国家。

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出的跨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到苏联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展开的大论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

随着苏联解体，这一问题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

其二，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悖论。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它是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不可克服的矛盾基础产生的。

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

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几乎跨越一个社会形态的情况下，二者如何契合？“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2[2] 马克思的论断更是突出了这一悖论。

其三、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活水平的悖论。

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生活极大繁荣的社会。

但是，在现实中，即使苏联东欧等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生活水平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称美国为“丰裕社会”，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却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称为短缺经济。

从这三个悖论自然会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按照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它打破苏联的正常发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形式，并因此造成重大社会损失。

反之，如果苏联按照生产力的水平，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再建设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就会更大，损失会更少。

因此，苏联应该彻底放弃斯大林模式，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认同这样思想观念的大有人在。

但是，这种观念无法真正认识和评价斯大林模式，因为一谈其功绩，马上就会面临着这样的反驳，即如果不是斯大林模式，而是选择适合当时生产力的社会模式，就会取得更大的功绩。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可以从这些悖论中很自然地嫁接进来。

苏联的改革经历了改革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等过程，最终导致巨大的经济社会衰退。

社会主义传统认识中的悖论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理论发展脉络任何一种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社会制度，都不是人为设计的和任意选择的，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是作为人们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结果而出现的。

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要承担特定功能，解决一个时期特定的历史矛盾。

因此，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评价，主要看人们在当时面临什么样历史难题，这种社会制度是否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

而不是相反，用一种理想的蓝图从外部来衡量它，或者根据它所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它的消亡来否定它。

斯大林模式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就是落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

不管赞成还是否定，人们都承认斯大林模式推动了苏联的快速工业化。

但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工业化在斯大林模式中的核心地位，忽视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与斯大林模式的内在联系。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与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欧洲列强最初都是通过军事在海上争霸，垄断海上贸易，在海外扩张，不断掠夺殖民地。

海外原料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拉动了欧洲内部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把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推动现代大工业快速发展。

这又给欧洲国家的军事侵略、利用廉价商品进行经济侵略提供了巨大的力量。

欧洲资本主义凭借这种绝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殖民地。

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和争夺殖民地的争霸战争绵延不绝。

如何抵抗西方的军事侵略，如何抵抗西方的廉价工业品，成为其他地区各国家和各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现代大工业，这些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敏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世界市场的出现，各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

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

”3[3]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如何快速工业化就成为落后国家所面对的核心问题。

而斯大林模式就是把社会主义运动和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相结合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斯大林模式中发生逆转。

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转变为用社会主义制度推动落后国家的工业化。

而这个转折却被传统认识所忽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力，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

革命的时间与工业化的发达程度有着内在联系。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阐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

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4[4]“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

”5[5]这里所谓的“文明国家”指的是英法德美等国家。

但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是一种传播扩散式进程，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同步推动工业水平的提高。

因此，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它首先在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爆发，然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再帮助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就落后国来说，可以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然后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

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工业化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提条件，而是成为了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任务。

苏联建立之初，以列宁为首的领袖们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工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然后，支持和推动世界革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在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发生，初创的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孤立无援，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包围，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问题产生了内在联系。

快速工业化，尤其是涉及军事工业的重工业化，成为苏联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

最初，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一定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允许私人企业，以此来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力，缓和国内矛盾，并在经济的均衡发展中进行工业化。

新经济政策虽然对苏联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与苏联的快速工业化这一核心问题逐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再加上多年战争，苏联的工业水平就更低。

所以，仅凭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无法进行快速工业化，它必须从非国有经济中获得剩余产品，扩大积累。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越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越严重，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越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越要被迫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越小”。

6[6]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富农阶层控制着剩余的粮食，拒绝购买高价的工业产品，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

一方面城市缺乏粮食，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工业品卖不出去而积压在仓库里。

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之间产品交换出现断裂。

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已经无法完成苏联快速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

1929年，斯大林以铁腕结束新经济政策，实行快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形成了现在所说的斯大林模式。

而几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生大危机，国际形势骤然紧张，战争威胁加剧，这也让苏联领导人感觉到超高速工业化的迫切性。

因此，斯大林模式中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为超高速工业化服务的。

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重工业化积累的资金，只能通过压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并通过计划经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统一地、合比例地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工业部门。

现代大工业体系也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为了从农业获得工业积累的资金，为了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循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斯大林模式是为实施一种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赶超战略服务的制度，它把社会主义运动与落后民族的工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落后国家工业化，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