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权的理论 德姆塞茨

关于产权的理论

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议定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权利束常常附着在一种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但是，正是权利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提出权利束构成的形成与结合的问题比经济学家所共同探讨的问题更为重要。经济学家常常将产权束作为一个论据，来寻求对决定价格和这些权利所附着的物品的单位数量的力量的解释。

在本文中，我将试图形成一些关于产权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全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简要地讨论了在社会体制中产权的概念和作用。第二部分为研究产权的形成提供了一些指导。第三部分阐述了一些将产权结合成特定的权利束以及那些决定与这些权利束相联系的所有制结构的基本原理。

产权的概念和作用

在鲁宾逊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这些预期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和道德得到表达。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一个所有者期望共同体能阻止其他人对他的行动的干扰，假定在他的权利的界定中这些行动是不受禁止的。

要注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通过生产更优质的产品而使竞争者受损是被允许的，但是如果诋毁他就不行了。一个人可能被允许去诋毁他的入侵者而受益，

但是他在一个价格下眼下销售产品则会受到禁止。那么很显然，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这一认识能很容易地导致产权和外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

外部性是一个意义不明确的概念。为了本文的目的，这一概念包括外部成本、外部收益以及现金和非现金的外部性。没有一种受益或受报效应是在世界以外的，有的人或人们常常会遭受或享有这些效应。将一种受益效应或受损效应转化成一种外部性，是指这一效应对相互作用的人们的一个或多个决策的影响所带来的成本太高以至于不值得，这就是该词在这里的含义。将这些效应“内在化”是指一个过程，它常常要发生产权的变迁，从而使得这些效应（在更大程度上）对所有的相互作用的人产生影响。

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导引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与社会相互依赖性相联系的每一成本和收益就是一种潜在的外部性，使成本和收益外部化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双方进行权利交易（内在化）的成本必须超过内在化的所得。一般地，由于交易中的“自然”困难，交易的成本要相对大于所得，或由于法律的原因它们也可能较大。在一个法制的社会，对自愿谈判的禁止会使得交易的成本无穷大。当外部性存在时，资源的使用者对有些成本和收益没有加以考虑，但允许交易中内在化的程度增加。例如可以认为，一个企业在使用奴隶劳动时就没有承认他的活动的全部成本，因为它可以只向奴隶劳动者支付自给工资。如果允许谈判，情形就不会

如此，因为奴隶会要求企业向他们支付以作为自由人的预期报酬为基础的自由的补偿。这样，奴隶的成本在企业的计算中就被内在化了。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农奴向自由人的转变就是这一进程的一个例子。

外部性的一个最有意义的例子或许是它在征兵中的广泛使用。纳税人通过不向讲授军务的教授支付全部成本而受益，他所逃掉的成本是自愿提供服务的人们所必须获得的追加总量。为了免税，这一总量是由征兵者向纳税人提供的补偿，对于自愿征兵的“将他买进（buy－him－in）”或“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将他卖出（let－him－bu y－his－way－out）”体制。征兵的全部成本将由纳税人来承担。使我经常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在看到烟尘时承认它是一种外部性，但当他们看到征兵时却不这样认为。人们所熟悉的烟尘的例子是由于谈判的成本可能非常高（由于有大量的相互作用的参与者），而使得将烟尘的所有效应内在化不值得，而征兵则是一种由禁止谈判所造成的外部性。

在以上例子的逻辑关系中，产权在将外部性内在化中所起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在一项关于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的法律创立时，如果一个人要得到服务，这将迫使企业对纳税人提供部分补偿以足以包括使用他的劳动的成本。因此，劳动的成本在企业或纳税人的决策中就被内在化了。换言之，法律授予了企业或纳税人对奴隶劳动的明确的权利，这将迫使奴隶的所有者考虑愿意为他们的自由提供的支付总量。因此，尽管在这两种情形下财富的分配不同，但这些

成本在决策中都被内在化了。在每种情形下内在化所需要的是，所有制包括了售卖的权利，正是对一种产权调整的阻止，对建立一种从那以后可以交换的所有权的禁止，妨碍了外部成本与收益的内在化。

在一个零交易费用的世界，这一进程中有两个显著的含义是确实的。当允许产权交换时，由此所致的组合是有效的，且这一组合与所有权分配给谁无关（除不同的财富分配会导致不同的需求外）。例如，老百姓与军队的有效组合将导致可转让的所有权，而不管纳税人是否会雇佣自愿兵，或征兵看是否会为了逃避服役而向纳税者提供补偿。由于纳税人所雇佣的只是那些（在“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将他卖出”体制下）不愿提供免税的（在“将他买进”体制下）士兵，在“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将他卖出”产权体制下，最高的投标者肯定是“将他买进”体制下的最后一位自愿者。

我们将在后面回过来讨论其中某些观点，不过到现在，我们已为促进本文下面两部分的讨论打下了充分的基础。

产权的形成

如果产权的主要配置性功能是将受益和受损效应内在化，那么产权的形成就可以通过它们与新的或不同的受益与受损效应的形成的联系而得到最好的理解。

知识的变化会导致生产函数、市场价值及期望的变化，新的技术，做同一事情的新的方式，以及做新的事情——都会产生社会所不习惯的受益和受损效应。我在本部分提出的论点是，新的产权的

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渴望进行调整的回应。

这一论题可以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来重述：当内在化的所得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是为了使外部性内在化。内在化的增加一般会导致经济价值的变化，这些变化会引起新技术的发展和新市场的开辟，由此而使得旧有产权的协调功能很差。要对这一主张作出适当的解释，需要考察一个共同体对私有制的偏好。有些共同体的私有制没有很好的发展，但它们的国有制却高度发展。不过在一个共同体对这方面的偏好给定的情况下，新的私有和国有产权的形成将是对技术和相对价格的回应。

我无意主张或否定产权的调整必然是为对付新的外部性问题所作出的有意识的努力的结果。在西方社会所发生的这些调整，一般是社会道德和普通法的惯例逐渐变迁的结果。在每作出一步这种调整时，外部性在本质上是不可能与所要解决的问题自觉相关的。这些法律和道德试验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些碰巧的程序，但在一个社会中它们与效率的实现却关系重大。它们的长期活力将依赖于它们如何为适应与技术或市场价值的重大变化相联系的外部性而修正它们的行为。

对这一主张的严格检验需要进行大量的详细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引证大量与之相一致的例子：如空气的权利，出租者的权利，以及偶然事故的责任规则的发展等等。在这一部分讨论中，我将比较详细地陈述一组这类例子，它们所论述的是美国印第安人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