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课程论文

商人、商帮、儒商

古往今来，社会上一直把买卖人称作商人。“商人”一词的起源与整个殷商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族人的祖先契，由于跟随大禹治水功不可没，被夏王帝舜封为商，也就是古代的商族，契的第6世后代王亥聪明多谋，他把牛马等牲畜训练得既能驮货物又能拉车，驾着牛车沿着黄河北岸到各诸侯国去做买卖。商族人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走南闯北劳碌奔波，以做买卖为主要职业。后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把做买卖的人就叫作商人。

伴随几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中，“士、农、工、商”中商也是屈尊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冠以“奸商”的歧视。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它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于是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和左右者。同时，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更可以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商帮在这一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1988年，各地学者在芜湖讨论撰写《中国十大商帮》，商定“商帮”的定义为：“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得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

商帮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追溯历史，，自唐代起，中国货运业中就存在‘纲’的形式。宋元明时代，官私海外贸易一直以“纲”的组织形式进行纲有纲首、纲纪，负责指挥、管理贸易中的相关事务。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贸易中出现的“客纲”，是地域商人在经商地的外在组织形式；万历后期起各地盐运行业中采用的“纲运法”，由来自一定地域的同姓同宗商人出资占得运盐“窝本”，结纲承运固定地区的定额盐斤，都从形式上和内容上为“商帮”名称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到清前期。福

建盐运业分地区为商纲承运盐斤，商纲被称为“商帮”，“商帮”之名正式产生。福建的其它行业，也是“纲”、“帮”不分，纲即帮，视为当然。

“商帮”之名在清前期的福建盐运中出现后，并没有在商业活动中获得普遍称号。直到清末，文献记载称“商帮”或某某商帮的其实并不常见，而通常只称“帮”或某某帮。在清代中后期，中文文献将地域商人群体称为“帮”或“客帮”者就较为多见。直到清末，中文文献中才有“商帮”字样。

商帮为何会在明中后期产生呢？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贱视商人，规定凡是商人和经商之家，不得穿丝绸衣服等，从身份上抑制商人的社会地位。外出经商时也要办理很多手续。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商品流通大大增加，商业的范围和流通总量迅速发展，商人的实力和社会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商人以群体的形式活动成为必要和可能，各地地域商帮从而先后兴起或形成了。当时社会价值观念也在发生转变，对商业和经商有着较之以往不同的看法，也为商帮兴起提供了推动力。所有这一切，促使着一个个地域性商帮在全国各地先后崛起。这些地域性商帮的出现，既是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下的产物，也与商帮所在的自然环境、特殊条件以及风俗人情、社会意识有关。

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认为，儒商应有如下特征：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注重合作；具有较强责任感。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古有陶朱、子贡、白圭等一代儒商，后有徽商、晋商、淮商、闽商等儒商商帮，现今也涌现出“克勤克俭，富而不奢”的李嘉诚、“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荣氏家族、邵逸夫、霍英东等具有新时期儒商精神的现代儒商。

人常说做一件事首先从自身做起，做一名儒商，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儒人（有知识的人），“仁、义、礼、智、信”无疑是儒人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孔子曰：“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诚之，君子哉。”没有仁义，那是物质金钱的奴隶。没有礼，那是生命的败笔，没有智和信则是人生的悲哀，古有“退避三舍，桃园结义，一言九鼎”。今有“诚心至上，一飞机载一客之佳话”。记的曾有人采访李嘉成，问他觉得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回答说：生命、信用、名誉。巨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1.5亿元信用承诺赢得社会各界的赞誉，海尔集团凭其产品信用遍布全球，在如今经济时代里，无信寸步难行。所以，信是儒人的通行证。只仅仅拥有通行证还远远不够，你必须有一定的软件装备，这才是通向成功的资本。没有足够知识可以做老板，但有足够知识可以做出色的老板。能文能武是多少商人梦寐以求的，在今天高速发展的经济时代，一个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管理商人怎能驾驭自己的管理系统。

如果具备了儒商的基本素质，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作为一名儒商应该有怎样的经营伦理和思想。作为一名商人，首先应问自己为什么而赚钱，也许你的回答是实现个人价值，或养家糊口，或为社会创造财富，但无论哪种归跟到底都是履行自己的责任，当你的财富足以养家糊口时你完成了家庭责任，当你拥有几十万或几十亿资产时，你的责任就不只家庭责任，你的每决策都对自己的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建立在责任的基础上，因为我们是社会人，不能脱离社会，因为我们是“儒人”，无法超脱一切。可是，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年代，有这样责任感的人则少之又少，曾享誉全国甚至整个东南亚的中国酒鬼酒公司，公司老总一夜之间携走巨款不知踪影，某某公司的领导作假帐，收贿赂等等类似的事情举不胜举，严重的玷污现代的儒商的形象，表里不一。但值得庆幸的是，仍有许多儒商在高举责任的牌子，树立起儒商的榜样，李嘉成、柳传志，史玉柱等等。

曾有两位日本商人说过：“儒学中有算盘，算盘中有儒学，”儒商

的第一重境界是要掌握儒家思想（即人们的第一种理解），人常

说：“和气生财”，这无疑是商人的铁定律。与消费者和，与客户和，与同行和，与政府和，与媒体和，与员工和。正如一位商人所描述的：“和”对商而言，是前进的动力，是运转的润滑剂，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一切商业行为的前提和准则，一名善于与人“和”的儒商首先为将来的成功铺好了平坦的大路。其二应正确处理好义和利，德和利的关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字所欲也，不以值得之，不处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得利的前提。当义和利摆在面前，毫无疑问，君子儒选择德和义，小人儒则选择利。 孔子曾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饮，其争也君子。”这是竞争的时代，我们并不反对竞争，但我们更提倡君子式竞争。

一个商人尤其是管理阶层商人无疑要面临：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决策、控制，在这一系列的商业行为中，都离不开一定的指导思想，李嘉成的成功，正是这样，他从儒学中参悟出经商之道：“三思而后行”“破除成规”“持之以恒”“追求本真”等等，将其与自己的经营活动、经营决策相结合。要上升到这种境界本人认为儒学中的“中庸”思想必不可少，值得众多儒商借鉴。了解、掌握了当代“中庸”，相信一切问题都有了解决的线索。何谓“中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一思想贯穿于计划到控制整个过程。计划方案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应从中寻求最优方案；企业产品创新要考虑众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要考虑价值的大小问题，在创新平台上找到最佳平衡互动方案；“制定上下级、员工之间等管理制度，重视群体力量，协调各种关系，依时、依事、依时将度控制在最理想的状态；商业决策也是一样。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度，正确把握这个度才能一路走得快、走得稳。相信将“中庸”思想贯穿于实践，这是每个儒商成功的需要。

21世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道德文明也应受到高度重视。儒商正是文明与物质高度丰富的结合体，他是时代的需要，更是中国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