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进行历史教育的

美国是如何进行历史教育的

美国的中小学如何教历史？尽管笔者是在美国教历史的，但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本科教育和硕士教育，对美国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历史怎么教更是一无所知。正因如此，当我后来逐步了解其中情况时，便不免生发出很多感想。

爱国主义宣传不能歪曲历史真相

第一次对美国小学生如何了解历史有点感觉，是从我女儿那里得来的。当时我们在波士顿，有一天说起城市的历史典故，尤其是发生于1770年3月英国军队开枪打死几名抗议平民的“波士顿惨案”，保罗·李维尔据此画的著名版画，当时在上小学的女儿说：我们的老师说那是夸张的，那幅画是当年波士顿爱国者的宣传。在我接受的中国历史教育中，“波士顿惨案”是英国殖民者的暴行，李维尔是英雄（他也是1775年4月18日深夜骑马去列克星敦向那里的民兵报告英军即将到来的传奇人物），那幅画表现了英国军队的残暴和北美人民大无畏的气概。女儿的话让我感到很吃惊——美国的历史教师怎么不站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引导学生，用我曾经熟悉的语言来说是“激发”对民族仇敌的恨和对自己国家的爱，而是对这种“爱国主义”泼冷水？

后来用心了解了一下，历史真相还真是如此。当时一小队英国士兵，在占绝对多数的群情汹涌的波士顿居民的逼迫和雪

球攻击下惊慌失措，一位士兵于慌乱中首先开了枪，共打死五个平民。整个事件可以说完全不是军队对平民的一场有准备的镇压，而是双方在局面失控下的冲突。事件发生后，英国军队把涉案士兵送上法庭。波士顿著名律师，也是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约翰·亚当斯出面为那些英国士兵辩护，认为他们无罪。亚当斯后来始终认为那次辩护是自己最值得骄傲的历史，它不是为敌人而是为真相和正义辩护。至于保罗·李维尔的那幅画，一方面进一步激起了波士顿人民的反英情绪，有利于独立运动，但另一方面把英国士兵描绘成行刑队而波士顿居民是无辜的被害者，歪曲了历史真相，是典型的政治宣传。

波士頓慘案(Boston Massacre)，1770年3月英國殖民當局屠殺北美殖民地波士頓人民的流血事件。1765年，駐營條例頒布後，英國政府派遣軍隊駐紮北美。5年間軍隊和當地人民的沖突不斷發生，當地人民與英國軍隊之間的積怨日深，1770年3月這種反抗達到高潮。最終釀成流血事件，史稱“波士頓慘案”。流血事件導致5個平民死於英國軍隊之手，這一事件的後果是激發了英國北美殖民地的叛亂，並最終導致了美國革命

对1770年3月晚在波士顿发生的那次事件，英文一直用的是“massacre”，直译为“屠杀”，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惨案”。我想，今天的美国学生一般都知道这个背景，会从两个不同

的方面来看，不会得出或是英国士兵凶残的“屠杀”，或是波士顿暴民“阴谋”这样非黑即白的结论。历史教育在这里起到的作用，不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前提（爱国主义）下推波助澜，不是为了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而对历史的某个方面故意夸大或忽视和掩盖，更不是为了达到宣传的效果而不择手段，而是对真相的了解和对事件性质的多重分析。

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波士顿惨案”更是受到批判性的审视。我手头的一本教科书《美国：过去和现在》中说，惨案发生的细节至今还不是很清楚，但很可能是在气势汹汹的“mob”（暴民）面前军人惊慌失措地开了枪；这个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波士顿的“宣传家们”并不在乎，重要的是要借此煽动反英情绪。在分析李维尔的版画时，教材特意指出，在第一版印刷后，接下来的版本中，街头死难者淌的血被弄成鲜红色，完美地达到了刺激视觉的效果。

历史是不懈的追问

“波士顿惨案”这个案例，实际上是用一个细节回答了“什么是历史”这个大问题。“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是美国历史教育从小学到大学一开始就要明确且不断重复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千篇一律地回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通过不懈的追问获得的知识”。这样一个追寻知识的过程本质上是开放而不是封闭的。在原则上它要求通过不断的探寻、论辩和发掘达到对过去的了解，而不是为了达

到某一个结论或证明某一个理论。

习惯了中国的历史教育后再来看美国的历史教育，从教到学会发现很多区别，但更重要的是对“历史”本身理解的不同。中国的历史教育强调的是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有用性，即相信通过“科学的”方法可以获得有助于现实需要的那个过去。这种对历史的定义重结论和实用性，有意无意地鼓励了历史教育中的权威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所以，在学生的下意识中，课本上的知识都是正确的、重要的和有用的，实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必然会发生的；而对老师来说，“教”就是怎样通过灌输这些知识把“学”引导到那个既定的结论上去。这样的历史教育很难容纳没有统一结论的探讨（尽管这种探讨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的多重侧面）和无实际效用的历史知识（尽管这些知识可能增进对人性之复杂的认识），受教育者常常表现出对历史认识强烈的自信和确定感。

而美国的历史教育（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强调的是探索和了解历史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达到的常常不是一个结论，而更多的是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强调的是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对历史认识和历史阐释中主观性的承认，从而是对任何权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它并不以了解“真相”自夸，更不以达到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评判为终点，而是鼓励学生不断地探索对历史事件的多重解释，保持开放的视野，以加深对人性的理解。从根本上说，

这样的历史教育拒绝“历史必然性”这样的观念，受教育者常常表现出对历史真相和历史阐释的困惑，但正是这种困惑激发起他们对历史更多的好奇和兴趣，引导学生朝开放的、多样性的方向，而不是朝着某个单一的和既定的结论进行思考。如果一个老师蓄意“引导”学生去达到某个结论，学生会在教学评估中提出尖锐的意见，甚至认为自己的知识人格（智力）受到了侮辱。

近些年来，我教的班上也有很多中国学生选课。一般而言，中国学生的知识积累比较扎实，思考较有条理，逻辑清楚，长于罗列和组织材料，最后顺理成章地导入一个结论。看他们写的作业，在这方面比美国学生强很多。对整个历史过程的理解和阐释，他们显得比美国学生更自信，在课堂上的发言倾向性很强，一个发言常常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寻求的是一个结论。和美国学生比，他们不缺知识和方法，缺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和开放多元的心态。另一个具体的现象是，中国学生往往从大概念出发谈历史，好像对历史有更全面而宏观的把握，而美国学生往往从更直接的问题入手，常常以新的问题结束。例如当问到美国革命的原因时，中国学生往往是直奔一个主题宏大的“民族独立”，而美国学生则千篇一律地说是对税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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