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概述

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概述

有关如何在本土管理领域发现和提出新问题,WERNER讨论了3个方向:

①在跨国背景之下,研究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国际化过程、子公司关系、知识转移等;②针对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员工行为和管理实践的差异,提出和分析问题并做比较;③以北美之外国家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寻找研究问题的焦点。

TSUI认为现有的管理学研究针对后2类的研究发现仍然十分不足。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除了北美之外的其他情境,管理学研究影响力都还明显落后。

MEYER将这种情况归因于学者们选择了西方广泛研究的主题和研究方法,并认为亚洲的管理学研究缺乏创新性。但这并不仅仅局限在亚洲,MARCH分析了北美和欧洲各自4种领先的期刊,发现在北美期刊中只有11.5%的作者、审稿人和参考文献不是来自北美;而在欧洲期刊中,来自北美的作者、审稿人和参考文献是37.4%,表明北美研究范式在欧洲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近年来,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中国企业的研究越来越多,这表明以中国为样本或在中国情境下开发管理理论在世界管理学界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世界管理学研究领域向北美研究范式集中的“同质化倾向”使研究者忽视了新情境中的重要现象和问题,该现状也驱使曾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的TUSI呼吁“有经验的学者和新一代年轻学者能够共同合作,通过深入的情境化,提出更新颖的问题和理论构建来完成全新情境下的研究,发展多元化的研究视角”。随着学界对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大部分研究者却出现了针对新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开发的瓶颈,所创建的管理理论不但没有独特性,其对实践界的启发也越来越有限。

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研究者围绕以上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针对管理研究的现实相关性,有学者提出管理学界需要“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问题”。另有学者提出中国管理学的问题是大部分研究成果严谨有余,却切题(符合研究情境要求)不足。一些学者围绕管理理论的独特性和普适性展开讨论,其中一个观点认为“如果将管理视为纯粹的工具和中性的存在,就根本不可能有中国本土管理学,正如不可能有中国物理学与中国化学一样”。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使其具备了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其决定了30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特殊性,也带来了中国管理理论的研究曙光。在国际学术界,学者更多地讨论了情境化研究对揭示中国情境的独特性,以及创建基

于中国情境的新理论的价值,然而,目前还仅仅局限于对中国情境的独特性的认知正在由消极逐渐转变为积极,从被动承认其合理性逐渐转变为主动揭示的阶段。

诚然,在中国情境下开展管理理论研究、发现新问题、建构新理论有诸多问题,研究者忽略产生问题的真实情境抑或是脱离情境提出假想的研究问题都是“没能做正确的研究”。因此,本文提出以下2个讨论前提:其一,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发现必须是建立在对中国情境的深刻洞察和解读之上;其二,基于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的解读乃至新理论创建必须是独特的。由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

①什么是中国情境?

②情境化的研究与理论创建有何关系?

③如何做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研究?

1“中国情境”及其研究内涵

研究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展开,而情境的含义很宽泛,包括人、文化、环境、行为、组织;不同的制度、公司和个体层面是情境;不同的

行业、不同的所有制状况也都是情境。

那么,什么是中国情境?为何要界定中国情境?围绕已有研究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在表1中列示了对这2个问题的理解。界定当中,这从制度层面对中国情境进行了解读。徐淑英等第一次对本土研究进行了解读,即,在研究模型中包括本土变量(如文化),并对比不同国家文化在概念上的差异;他们认为本土研究方法提出的理论比直接应用产生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理论具有更高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LI等的研究指出,中国情境是暗示着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制度情境,而这些变革影响了商业体系的演化、社会分层、劳动力市场、雇佣结构、收入情况和社会公平。

关于为何要界定中国情境,JIA等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组织和管理研究非常合理和可行的情境”,学者们可以在中国情境下开发出新概念、重新定义旧概念、改变测量方式、重构变量间关系、找到现象后的新逻辑。

2如何开展情境化的中国管理学研究

情境化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首先得到了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关注。

ROUSSEAU等认为,组织行为研究中情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①组织领域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将模型从一个情境向另一个情境的应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②多样化的工作和工作环境将会明显地改变员工组织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导致过去的理论不太适用于当代管理实践。鉴于此,她们鼓励学者们在组织研究领域更多地进行情境化研究,同时声称组织行为学期刊会更倾向于接收在研究方法等方面融入情境的研究。

情境化可以产生新洞见,从而鼓励开展基于特定情境的研究。

TSUI认为“特定情境”或者本土化的研究是最有助于全球知识库积累的研究,是超越现有理论边界的最高的情境化水平的研究。那么,如何开展“情境化”的中国管理理论研究?针对这个问题,JIA等的分析框架提供了相关方法。他们对现有实证研究的“情境化”水平和情境化“维度”做了3个层次的划分(见表2),本文借鉴该分类来分析如何做情境化的管理理论研究。其中,情境化程度被分为3个层级:

①情境不敏感;②情境敏感;③情境特定。从第1级到第3级,体现了情境化程度(由低到高),以及在不同维度上的情境化水平的差异。

被许多管理学者所采纳的情境不敏感和情境敏感的方法,它们都是借用西方现存理论,并应用于中国情境中来解释新情境中的现象,这称之为“理论-借用”模式。“理论-借用”模式下的研究是低程度情境化的研究,对此,WHETTEN等主张学者们应该从理论视角上“向已有文献回馈一些更好的东西”,这要求研究者至少要做到情境敏感。即低程度情境化的研究要摒弃情境不敏感的研究方法,把对特定情境的理解加进去,以带入新的理论或信息。

XIAO等采纳“系统借用”的方法,将BURT提出的“结构洞”理论引入对中国4个高科技企业的研究中,并分析网络结构的影响。笔者提倡JIA等的第3级情境化的研究方法,即基于情境特定的创造或介绍。这种研究大多是现象驱动的,是一种“深度”情境化的研究,其以情境中的现象作为出发点,在特定情境的隐含逻辑之下,从已有理论中获得启发,阐释对新现象的新的理论理解,这称之为“现象驱动”以及“理论-启发”式的研究。这种“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模式的研究更有可能产生理论创新,比如围绕该现象通过理论-启发模式提炼和总结新概念,并围绕该概念发展新的关系逻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