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钱钟书《围城》的结构与艺术特色

浅析钱钟书《围城》的结构与艺术特色汉语言文学专业内容提要：《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

我认为它是一部有着多重意蕴的小说。

作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思考，以犀利生动的笔触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群进行刻意描绘，表现了他们的彷徨无主、空虚和爱情发酵，展现了乱世中一代清醒的文人的宿命感，预见了以家庭为本位、以传统文化和迷信为一体的旧的中国社会崩解的必然趋势。

全书语言风格独特，讽刺与幽默的独具匠心的应用，使读者观之不禁捧腹大笑，人物和对话生动、心理描写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写得饱满而妥当，令人耳目一新。

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愤郁的。

当然，作者在写作时是以一种超越的态度和幽雅的情趣，以幽默的方式、诙谐的情绪来接受中国社会崩解的这种必然趋势。

在滑稽中，目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僵硬对立被消解了，体现出智者的悲悯和感伤，透露着孩子般的天真和惊奇。

关键词：钱钟书其人、主题、批评、艺术特色一、从作者的生平入手知人论世是解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角度，研究《围城》当然的先读钱钟书，对钱钟书历来褒贬不一，如蒋宴说：“他的小说过度流露出文人气，看不到知识分子的文化承担；他的诗则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出手太容易。

”另一方面，胡适、张中府、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等人对钱钟书有过高度评价。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笔名中书君，1910年出身于无锡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小记忆力过人，观察敏锐，熟读经书子集，在年轻时期，他便成为一名出色的旧体诗诗人。

1929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35年考取英赓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的副博士学位，然后与其妻杨绛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1938年回国。

直奔昆明西南联大，成为清华最年轻的教授（28岁），沦陷在上海。

4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44—46年《围城》完成。

79年《管锥编》出版发行。

总体而言，钱钟书是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即精于学术，又精于创作，即擅长旧体诗又能撰写白话小说，即深知中国传统文字、文学与文化又熟悉西方文字、文学与文化的少数人之一。

二、情节梗概1937年的夏季热得厉害。

印度洋上，一艘法国游船正朝中国开来。

十来个回国找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中，方鸿渐现在不参加大家的打麻将了，他与那位大胆热情、衣着暴露的鲍小姐打得火热。

对此，冷美人作风的苏小姐是又气又妒，但在鲍小姐下船后，他终于与方鸿渐亲密的相处了几天，直到船抵达上海，相互道别。

方鸿渐住在资助自己出国的名义岳丈家，在他的点金银行里挂了个名。

整日闲的无聊，又时值春天，于是去找苏小姐玩。

苏小姐的社交圈子颇广，追求者也不少，但他看中的是方鸿渐，而方鸿渐一见钟情的却是他的表妹唐小姐——一个是天然去雕饰的“真正的女孩子”。

客厅里、饭桌上、电话中，大家谈诗论文，逞才使气，闹了不少的笑话。

越来越尴尬的方鸿渐不得不鼓起勇气告诉苏小姐他另有所爱，恼羞成怒的苏小姐把他买的假文凭、原有未婚妻等添油加醋的告诉了唐小姐。

阴差阳错，唐小姐与方鸿渐分手。

追求苏小姐的赵辛楣，为了赶跑情敌方鸿渐，把他推荐给远在湖南的一所大学去任教，但结果苏小姐一怒之下嫁的却不是他，于是自己也去教书。

赴湘西的路上，因抗战人们涌向内地，处处交通堵塞，同行的李梅亭、顾尔谦也下作的令人难以心受，惟有同去的孙小姐似乎还善解人意。

偏远小镇上的“国立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比政客更会玩手腕，同时间明争暗斗，学生们尖刻难管。

赵辛楣因陷入情感纠葛匆匆离去。

方鸿渐因寂寞苦闷中被有心计的孙小姐所俘虏，但新学期却没有得到聘书，两人决定经香港重回上海。

婚姻仿佛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番话如今应验在新婚的方孙二人身上。

回家途中，两口子没少怄气，在香港见到了已是时髦阔太太的苏小姐，孙小姐深感屈辱。

回到上海，凭着赵辛楣的介绍，方鸿渐任了个职。

早已从沦陷区逃到了上海的方家，依然保持着大家庭的礼俗和妯娌间的争斗，孙小姐对此极为头疼；两人之间矛盾持续不断，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

报纸因言论激烈受到恐吓和讲稿，方鸿渐不得不辞职。

姑妈和佣人李妈都越来越不把方鸿渐放在眼里，夫妻间一场有争吵到动手的冲动终于爆发。

孙小姐走了，方鸿渐要到内地去投奔赵辛楣。

夜深人静之时，没吃上晚饭的他，困乏战胜了饥饿，沉入了没有梦没有感觉的昏睡，那只祖传钟从容打响，敲的是五个钟头前的六点......从结构看，《围城》是一部流浪汉小说。

以方鸿渐的恋爱求职为中轴线。

小说前半部分的那些吃饭斗嘴、争风吃醋，调侃意味是最浓的了；而到了三闾大学，辛辣的讽刺味儿则突出些；小说后半，方鸿渐回到上海，往日的朋友或冤家都已星散，他的才气也就减了，更多的是谋生艰难。

在人生路上受苦，并非由于不道德的行为。

他并不坏，未能修炼的不**于坏，未能把玩世不恭贯彻到底。

由于《围城》没有贯彻始终的故事，除了主人公方鸿渐，其他人物基本上都是随写随丢，下落不明。

像埃及剧作家舒尔巴吉《十二点的列车》中的话；所有乘客的票都是终点站的。

但每站都必须有一些乘客要下去，给新上来的乘客腾出地方。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像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知何似？应似飞雪踏雪泥。

泥上偶然六指抓，鸿飞那复记东西！”钱先生1979年访美，有人问：为什么下落不明？每个角色都冷嘲热讽，唐例外淡出，有什么联系吗？钱钟书忙不停的说：你意思唐晓芙是我的dream-girl(梦中情人)吗？闻着大笑。

二、小说主题以“围城”这一成语论《围城》的题旨，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见解。

即：书中女主角苏文婉谈到恋爱与结婚的外国成语，就是《围城》点题的话。

（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进去，笼里的鸟想出来。

法国说的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写到：对《围城》切不可顾名思义，理想的爱情，多归虚妄；婚姻多是不由自己的遇合。

难怪《围城》发表后，有好多女读者写信给钱钟书，对其婚姻生活大表同情。

作家不见得写小说是为了无新意的依葫芦画瓢，老老实实的演绎“围城”这条成语。

夏志清先生则认为“小说中数度提到围城，象征了人间处境；每次离开一个地方，或因此和相识的人每次疏远，都好像一次死亡。

方鸿渐同鲍小姐、苏小姐、晓芙、已故未婚妻的一家、自己家人、大学同事，以至自己的妻子一一疏离”非常戏剧化的表现出他精神的逐渐收缩，直到一无所有的地步。

《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独和彼此之间无法沟通的小说。

”夏志清一语破的，大大超越了一婚姻“围城”论《围城》的观点，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杨绛为电视剧《围城》写的片头语得到印证；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三、批评之声《围城》出版以来，一致的批评指向他对时代主潮的游离—一个大的几乎不容辩白的责难。

柯灵即称，（《围城》）受到“左派”抨击，有的**词恶语，令稍有洁癖者不愿复述，如：认为作者抓住不堪动荡的社会一角材料，来写几个争风吃错的小场面，是一幅有美皆致无美不备的春宫图，使一剂外包糖衣内涵毒素的滋阴补肾丸。

抗战时期，梁秋实在重庆《中央日报》编者中的话中曾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建议稍有不同。

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上去。

”今天看来，20世纪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深深沉浸于其中的宗教般的迷狂，很容易使读者受到感染以至于感动，但从《围城》中我们感受到的首先是一种出奇地平静的叙述态度，没有狂欢,作者超越了狭小的文化圈的拘禁,超越了狭隘利益集团所谓拘榆,关注具有超越时空意味的人类生存的普通困境.全书风格可以用《围城》出版出书前广告对其的评价来概括：“人物的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只特具辛辣的文笔，写的饱满而妥当。

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比任何中国古代讽刺小说优秀。

由于它对当时的中国风情的有趣写照，它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未来时代的中国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小说中最爱他们喜爱的作品。

80年代多版再版以后，批评有集中于“吊带书”、“比喻失当”等具有琐碎的文字操作上，如认为比喻多过密有时反成羁绊，影响了叙事的顺畅。

胡河清从钱钟书创作心理角度分析认为，《围城》始终贯彻着钱钟书极其冷峻严酷的理性主义精神，似乎这个世界再没有什么秘密，因而始终跳不出寓意相对贫弱的学院派小说之格局。

舒建华是一个能真切进入哲学思维境界、获得了诗与思和谐的作家。

由于哲学思维的高强度介入，诗与思冲突贯穿《围城》的创作，不仅以理养情，而且情来拢理。

类似的，唐灏1948年即认为《围城》的作者太爱自己出场。

（《文讯》1948年3月号，《师陀的结婚》）五、艺术特色讽刺与幽默的语言特色是《围城》在艺术上的首要特点。

《围城》一书，就全书而言，则是对人类生存普遍困境的关注,就零星细节、片断而言，充满了机智和幽默，和一位智者对人生的洞察力与调侃。

他以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写作，所谓“写在人生边上”，其实是一种超越态度和优雅情趣。

钱氏在《人兽鬼序》中说：“（自己笔下的形象）都只是在书本范围里生活，绝不越规溜出书外。

假如谁要领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己活动。

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这种防止别人对号入座的预先声明恰恰表明了作者的一种自信，相信自己作品对不学无术、毫无操守的知识分子的刻画是纤毫毕现。

入木三分的。

既是如此，仍有人相信《围城》是作者的传记，以致会有女读者来信对钱钟书的婚姻生活大表同情。

而作者对三闾大学的描写也让人想起钱钟书只在西南联大呆了半年就不辞而别，转注湖南师范学院、并自谓“隐情不堪为外人道”。

这段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围城》的创作。

也许很难说清。

但《围城》正因为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深刻揭示而成为现代《儒林外史》的。

书中内容让人想起了张东孙在《知识分子与文化自由》中说到：“现在大学里的教授们当然多数是在那孜孜不倦，为了学术而治学，但无可讳言的是，已有少数或不太少数人，是为了生活。

这些人并没有把自己的灵魂和学术打成一片，知识拿来装潢门面，以便在教育界占得一个吃饭的位置，所以每一所大学，在表面上看来，都有一个神圣的机关，而其内幕却是人事问题重重叠叠，闹得人们各个昏头脑胀。

”（《知识文库》2001年第4期）在为《中国年鉴（1944-1945）》所说的《中国文学》一文中，钱钟书曾经评论：“中国讽刺作家只是徘徊在人性的表层，从未深入探索人性的根本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