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

中西自然观的比较

摘要:中西方自然观的差异是中西方文化基本差异的重要表现。西方的自然观在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之后，引发了文艺复兴的自然科学革命,人类成为自然界的征服者。中国的自然观则自始至终贯穿着“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前提,“天”在人伦道德的阴影下不能显现其真相。西方与中国自然观的不同发展实际上也是中西思维方式不同的反映。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自然；自然观；中西方；天人合一

自然观指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就是环境思想、荒野思想。在这里指西方历史上形成的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有关自然界的思想、观点和态度。自然观研究属于思想史范畴，涉及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多种领域其中近代自然科学对自然观影响很大[1]。

产生自然概念的思维方式是与一定时期人的生存状态有契合的。所以,人对自然的思考与人对自身的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怎样认识自己就怎样认识自然；反之,对自然的认识也说明着人对自己的认识。自然概念与“人”概念的这一关系,也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提供了依据。这种统一可称为“诗”与“真”的统一[2]。诗是自由的呼声,一切真正的人文科学都应当表达人的这一呼声,因而真正的人文科学都是广义的诗,而真并不是所谓“事物的本来样子”,脱离人的“事物的本来样子”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人有意义的存在才是真,这里的人是指本真的自由的人。

西方哲学中关于“自然”的认识形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3],最早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的是米利都学派,他们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构筑宇宙大厦的基本砖石,通过这种砖石来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希腊关于万物“基始”的哲学理论中最精致的一个。他用人们肉眼看不见的“不可再分”的最小的物质微粒—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构筑了变化莫测的自然界。在这些原子中也包括了灵魂或精神,而且它们是原子中最精致,最能动的圆形原子,是物质运动的原因。

西方人普遍认为文明起源于古典时期的希腊和罗马，但其作为一个实体，应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欧。文明在起源的过程中吸收了很多成分，主要来自希伯来文化和古希腊罗马。希伯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基督教的“一神论”[4]希腊哲学家和希伯来神学家开始用一位单一的、至高无上的神来替代早先文化认为存在于各自然物中的诸多神祗。这种从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变带来的后果是对自然的剥削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方面。基督教所受到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圣经》直接教导人对自然的征服；二是，在基督教传统中，自然是上帝的造物，因而不具有任何神性。所以，人对自然的剥削不受道德的约束；三是，历来的基督教神学关心的是人的救赎，而忽视自然的价值这个时期自然观的基本特点是人类中心论。

对西方传统的批判是自然观研究的基本特征。自然观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是批判性和多学科性。它以历史为基础，文学、历史相互渗透。用历史作陪衬，实践性非常强。研究层出不穷，数目庞大。已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核心题目。其最大成就是批评透彻，但缺点是过于学术化和理论化，社会影响有限。在学术界逐渐被孤立。自然观研究主要采取的是批判和文史修正的方法。西方对自然界的认识复杂多样，具有历史性。在希腊哲学中对自然界、自然现象持否定态度。寻找自然背后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分离已经形成。中世纪神学中自然作为被创造的东西，而且比人类更为低级是利用和征服的对象。近代基本延续了古典和中世纪的哲学，自然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是人类了解和征服的对象，浪漫主义对自然的态度有所改变。自然成为比人类社会更为真实的东西，与人类的堕落相对自然成为了向往的对象。人类要回归自然，但人与自然的分离仍然存在。当代西方自然观是浪漫主义的继续，但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西方自然观的问题有所认识。

中西方在自然观,即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差异是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重要表现。总体而言,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基督教经典圣经。圣经认为,世界和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圣经上说,人和自然本来相处得很好, 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偷吃了禁果,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人必须终生劳苦、汗流满面,

才能生存。这些说法中隐含着一系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观念。其一,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其二,人与自然界是敌对的；其三,人只有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生存。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西方文化在自然观上的基本态度。正是由于征服自然和战胜自然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深远影响，以至于思想家们都不愿花力气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征服自然和战胜自然。在这方面,对西方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培根,他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他认为,人们追求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在争辩中战胜对方,而是为了能够在行动中自由地支配自然。与培根主张相同的还有法国的笛卡儿和德国的歌德。笛卡儿说,可以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借助于它我们就可以像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火、水、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 我们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在西方人眼里,浮士德是一位求知的巨人。在他们看来,有了知识就能制服自然,获得财富,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由于培根,笛卡儿和歌德在近代哲学上的重要地位[5]，使他们的主张影响很大,其结果是把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崇力与求知的传统召唤回来,并与征服自然的观念相结合,形成新的极为兴盛的力的崇拜和对科学技术的热烈追求,对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征服自然说,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服从自然说。这两种学说虽有一定的影响,但都没有成为主流。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周易大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这一学说,自汉宋以后,又逐步融入“天人合一”[6]的观念之中,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发挥。需要指出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其基本思想包括:

第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一个主导要素。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承认,人不仅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且是自然界最优异的部分,因为人有知觉、有道德,能以自己的智慧和群体的力量改造和利用自然。基于此,许多思想家主张天地万物一体说,即认为天地万物和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人则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