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873从儒墨之争看墨家的演进逻辑3月31日汇总

从儒墨之争看墨家的演进逻辑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国外研究

由于时间原因，国外对于墨学的研究并不如对儒学的研究早。但《墨学》对国外的影响可以说与儒家学说不相上下。尤其对日韩、欧洲、美洲等国家影响较为深远，尤其在日本，《墨子》在日本最早的中文手抄本(残卷)，就目前所知，是原存在宫内省的卷子，关于《墨子》研究的论文，从1890年到1990年的一百多年间，大致发表各类论文120篇，诞生了牧野谦次郎、松本雅明、赤忠、高田淳等日本研究墨学的理论家，我们所说的日本现代儒学，则以20世纪未开端如伊田喜家的《日中两国的现代化和儒学》一文中就提出儒学功能的限定性，认为对儒学的作用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应该和现时代紧密结合。还有如沟口雄三等学者在后来的研究中也进一步提出，现代队儒学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说明儒学与资本主义如何一致，更应改探讨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如何以儒学为指导，重新确立一种道义。不仅在日本，韩国被儒墨学说产生作用力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当时中国为战国时期，儒墨学说为当时显学，虽佛教一同传入韩国，立即被至于显赫地位。也产生了诸如李云九、朴文轩和尹武学等儒墨学说研究的韩国泰斗级人物，为儒墨学说在国外的发展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欧洲及美洲对儒墨之道的研究相对来说侧重点有所不同，在美洲，人们对待儒墨学说更多的是探讨他们的逻辑，而在欧洲，人们更加关

注的是墨子在宗教、科技方面的卓越贡献。

随着进入到新的时代，国外对于儒墨思想的研究也步入了新的领域。国外对儒学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现代新儒学家对儒学思想及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思想价值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有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及研究其现代思想价值。1971年由埃及出版总局出版的、由英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的著作《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一书中对孔子、孟子、荀子、宋明新儒家等的思想及儒家对西方的影响作了介绍。还有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侯斯尼—蛤乃斐博士已经培养第一位阿拉伯世界专攻中国哲学史的女硕士，她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中国儒家孔子的思想。可见儒学思想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今天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当中，其也发挥着现代新儒家思想的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林存光，在《论先秦儒墨两家的政治人才观》中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强大使得各思想家活跃起来，从孔子开始，私人讲学及养士之风促进了新的人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逐渐改变了任人唯亲的用人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崛起与时代政局的混乱使得人才问题被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崛起的士人阶层纷纷著书立说，宣扬各自的立国治国理论。直至封建官僚制取代世卿世禄制，人才思想才逐渐开始发展成型。尚贤的思想开始成为统治者治国安天下的首要条件。春秋战国时代的巨变也带来士人阶层性质的改变和士人社会身份、社会性格的改变。

2、国内研究

国内对于儒墨两家的争端研究颇为丰富，可以划分出繁荣期，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兴盛起来。而众所周知，儒家与墨家为春秋末至战国初的两大著名学派。韩非子于《韩非子·显学篇》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儒家和墨家两大家在当时来说的社会地位都十分高，都有一大批的拥护者，但俩家学说内涵的背道而驰让他们产生了争执，并最终演化成为互相攻击。

儒墨之争起于双方思想的发起，从一开始，二者就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合，但起先发起攻击的是墨家，《墨子》中的《兼爱》、《非乐》、《非命》、《非儒》等篇章大多数内容都是针对儒家而发的，相对于墨家的咄咄逼人，儒家则显得比较儒雅，除了孟子在《滕文公章句下》中对墨家进行过尖锐批评外，很少提及墨家是非，甚至对墨子的一些思想持肯定态度，但墨家似乎并没有与儒家握手言和的态度，对儒家思想大肆攻击。《淮南子·要略》称墨家学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糜财而贫民，文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双方的不同之处。且不论两家学说的争论过程，其实两家学说的争论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首先，两家思想的产生和根本目的其实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安定和谐，并且，双方都反对暴力，对战争深恶痛绝，十分关心普通百姓。从这个出发点来看，双方应该是互为补充的，但事实却是双方在出发点如此高度统一的情况下却在破坏思想界的和谐。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价值和积极的影响。

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挖掘它的积极面，对市场经济有着建设性作用，对现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孔丘，打破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施行开放式的自由教育，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而儒家学说也建立在从礼开始，包括仁义、孝道、求知等等，后来发展为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包括后期的理学思想等。儒家思想的产生，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叫人爱人，“仁爱”思想贯穿始终，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为封建社会打造思想体系的架构要素，而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儒家思想渐渐成为了服务统治阶级以劳役广大农民思想的理论武器，为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让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鼎盛时期。

中山大学哲学系杨玉昌对儒墨之争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两家学说的争论《从儒墨之争看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上升为国家文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他在书中提到，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无疑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时期。关于这一时期诸子百家之间的论争，传统上人们对儒道之争关注比较多，而对儒墨之争则相对比较忽视。这大概是因为儒道互补构成了后来中国文化的主干，而墨学则在儒学确立正统地位（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基本上湮没了。然而，从探索中国文化形成根源的角度来说，儒墨之争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强调儒墨之争的推动作用和正面意义。

阜阳师范学院的李元旭在《论先秦儒墨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

特质》中，提出文化价值体系之说，指出儒墨两家的文化是有着不同特征的价值体系，儒家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墨家则更具有大众文化的意味。在思维方式上，儒家重理性,墨家重感性；在价值标准上，儒家重人文，墨家重实用；在价值取向上，儒家致和，墨家尚同；在社会基础上，儒家代表着社会新贵，墨家则立足于平民。儒墨之争首先定格在对“爱”的理解上，双方都主张“爱人”。但在这个爱的理解上却出现了一点差别。儒家讲：“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从这一点看，儒家的“仁爱”思想其实并不违反墨家“兼爱”的原则，也主张要爱一切人。只不过儒家认为，这一切必须先从自己做起，要先做到爱自己的人，先爱自己的父母兄弟，然后再把这种爱推而广之，才最后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境界。

墨家思想晚于儒家思想的诞生时间，产生的环境不同，但相传创立者墨翟曾入过儒家，但后来因为思想不合而分道扬镳，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学派——墨家。墨家讲求“兼爱”“非公”“非乐”“尚贤”“节用”等等，这些思想大都与儒家学说背道而驰。墨家学说的拥护者和坚守者多来自社会下层，相比较于儒家的爱有阶级而言，墨家的爱更加平实，范围也更加广，倡导“兼相爱”，爱不分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服务思想不甚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