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酒鬼政治——明朝末年宦官专政分析
酒鬼政治——明朝末年宦官专政分析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政是一个常见的主题。
在明朝末年,宦官专政达到了顶峰,成为了一个政治的酒鬼。
那么,宦官专政为何在明朝末年达到了如此高峰呢?这篇文章将会从明朝末年宦官的起源、宦官的权力、宦官专政的原因、反宦官斗争和宦官专政的影响五个角度来探讨这个话题。
一、明朝末年宦官的起源明代的宦官起源于唐代,当时的宦官受到皇帝的青睐,成为了皇帝的亲信。
但是在宋代以后,宦官的地位下降,在元代时期,宦官最多只能帮助皇帝打扫卫所、饲养马匹等,不具备任何政治权力。
直至明朝,宦官在皇帝的重视下,才得以重新翻身,成为了一个有权力的政治群体。
二、宦官的权力明朝时期,宦官的权力极大,甚至能够左右朝政。
宦官主要分为内、外两类,内宦官负责皇帝的内侍事务,外宦官负责朝廷的卫所事务。
其中,内宦官对于皇帝的私生活掌握得非常清楚,常常利用这些信息来获取更多的权力。
而外宦官则通过控制禁军等手段强化了自己的权力。
宦官还利用银钱,掌握市井商贸的重要组织,权力之大可谓是惊人。
三、宦官专政的原因宦官专政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 皇权下降:明朝皇权下降,导致了宦官的权力水平能够上升。
宦官从皇帝亲信的小角色发展成为了权力极大的政治集团。
因为皇帝过于年幼或者没有能力来处理国家事务,那么这就是宦官崛起的机遇。
2. 官僚腐败:明朝时期官僚腐败严重,宦官利用这一现象扩大了自己在朝廷的权力。
在明朝末年,官僚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几乎每个官员都经常收受贿赂,使得国家治理陷入困境。
宦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掌握资金权力等方式扩大自己的权力。
3. 反对宦官人士失势:明朝时期,多次有人试图削弱宦官的权力,但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这与许多反对派政治人士失势是分不开的。
其中,明朝中期以后,多次有人试图削弱宦官的权力,但是都未能成功。
反而反对宦官人士失势,成为了宦官专政的一个推手。
四、反宦官斗争明朝末年,反宦官的斗争的情形非常严重。
反宦派的人员大多来自三流官员和经过刻苦学习的文化人,他们致力于通过文字来批判宦官的思想,从而捍卫民间的利益。
(完整word版)关于明朝宦官专权的几点思考
关于明朝宦官专权的几点思考--孙钦圣明朝的宦官专权问题是众所周知的。
即使一个没有什么历史知识的人,通过一些电视剧、电影也可以了解到一些。
不过历史并非电影那么简单。
从永乐年间开始,直到明亡为止,明代宦官在政治舞台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干政的范围不仅及于政治、军事,还达于各经济领域,乱政的情况比汉、唐两朝更为严重。
其中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及熹宗时的魏忠贤等“三宦”弄权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专横现象。
明代宦官专权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首先,朱元璋所推行的政治措施就是有问题的。
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专权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注意预防这种历史在明代的重演,所以,他规定宦官只能洒扫侍奉,不准识字,不能用作耳目心腹,严禁他们预政典兵,与诸司文移往来;甚至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的禁令铸为铁牌,悬之宫门。
可见,朱元璋对防止宦官干政,态度是颇为坚决的。
但是,朱元璋杀戮功臣、猜忌臣僚的作法,为后来广用宦官提供了条件,且使明代宦官掌握了得以专横跋扈的工具。
其次,朱元璋时期皇权虽然是高度集中的,但是这也为皇帝带来了超负荷的工作。
永乐年间朱棣设立了内阁,这时皇权就已开始外分,但雄才大略的朱棣还是能够掌握主动权。
到了朱瞻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文官集团十分之强大,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
皇帝并非像很多人想的那样,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文官们的监督大大限制了皇帝的自由。
工作的压力、文官的限制这致使皇帝极度的想有人可以帮他,使他可以从压力中解脱出来。
这时太监就成了皇帝的最佳选择。
文官们害怕宦官干政,把太监们是为猛虎,但是太监在皇帝心目中是可信的。
试想皇帝从小到大都是太监照顾,甚至有些小太监就是皇帝从小到大的玩伴。
所以,皇帝在皇帝在权衡之下自然不会站在处处限制自己的大臣一边。
宦官们因此走上了明朝政治的舞台。
综观整个明代,无论太监如何猖獗,都无法危及皇帝本人的地位。
要知道,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气焰最为嚣张的朝代并不是明朝,而是唐朝。
陈桥兵变明代社会动荡的缩影与反思
陈桥兵变明代社会动荡的缩影与反思陈桥兵变:明代社会动荡的缩影与反思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而复杂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社会动荡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尤其是陈桥兵变作为一次重要事件,更是成为了明代社会动荡的缩影。
本文将对陈桥兵变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回顾和深入分析,对明代社会动荡的原因以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进行反思。
陈桥兵变是明代历史上一次有着重大政治意义的军事变乱。
发生在明武宗正统年间(1436年),主要由忠王朱棣被监护人刘伯温的部下陈广来发起的。
当时明武宗被宦官专政,政治腐败,社会秩序混乱,百姓疾苦。
陈广来作为反对这种专政的先驱,发动了兵变,旨在恢复皇室之权威,改革现政权的腐败局面。
陈桥兵变的发生,不仅仅是个体军队的冲突,更是明代社会动荡的缩影。
明代社会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积累和爆发导致了这次兵变的发生。
首先,明代政权的贪腐问题严重,宦官专权,使得朝政混乱不堪。
其次,社会阶层的分化加剧,地方政权的削弱使得地主、豪强等势力得以膨胀,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却越来越艰苦。
最后,战争频繁,帝国财政困难,加上官员的贪污腐败,导致国家力量的衰弱。
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直接促使了陈桥兵变的爆发。
然而,陈桥兵变的爆发并未能带来明代社会的根本变革,社会动荡在短时间内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与治理。
这也使得我们对陈桥兵变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认识明代社会动荡的原因和现代社会应对类似问题的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兵变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但它并非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陈桥兵变虽然使得忠王朱棣得以登基,但朱棣本身并未能解决明代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只发动了新一轮的专政。
因此,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通过合法途径,如改革、法治等手段来实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
其次,我们需要注意到陈桥兵变的原因并非个体行为,而是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
个体的行动只是社会问题的表象,真正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政府机构以及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
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
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
1、专制独裁,限制文武大臣权力的必然结果
2、高度集权,窒息了臣僚的言论,宦官活动猖獗(老师讲的)
3、对大臣的不信任
4、皇帝的懒惰昏庸、与大臣之间见不着面
5、丞相制度的废除
政治上的需要君主的懒怠缺乏法治明代绝对君主集权专制(网上的)
二十四衙门是明代宦官组织。
即司礼、印绶等十二监及四司、八局。
明成祖时,宦官势力开始抬头,明中期后,更成为左右朝臣进退、掌握各种大权的政治势力。
掌握的权力有:1.“批红”权;2.监军权;
3.监政权;
4.司法权;
5.控制特务组织,对臣民实行监控。
除此之外,用宦官出使、充任矿监、税吏等在明代也是常事。
由于宦官专权,使明代职官系统出现了以内(官)制外(官)的怪现象。
关键在于明代废相以后,皇帝独揽全部行政权力,但又无法完全应付。
在这种格局下,下面来的奏章是通过通政使司首先送到皇帝那里,再由皇帝亲自处理或者交给阁臣提出处理意见,最后再由皇帝用朱笔形式上誊写一遍,,算是他亲自处理了,这种政务处理方式一头一尾的关键环节,都要经过皇帝本人,如果皇帝本人懒惰,又不信任别人,那么身边伺候笔墨的宦官秉笔太监就有机可乘了。
时间长了,由于秉笔太监的地位突出,司礼监的实际负责人就改为秉笔太监,而且机构也逐渐扩大,权力也越来越大。
明朝特有的特务机关锦衣卫。
东厂(有时还设西厂),统归司礼监掌握。
而且皇帝往往派太监去监视地方和军队,最后发展为矿监,税监,盐监和珠监。
并且,派出的太监居然可以在仪式排位上压过地方官员一头,这事实上使宦官地位得到了立体化上升,可以公开地主宰朝政。
试论明代宦官的功与过
试 论 明 代 宦 官 的 功 与 过
叶 后坡
( 内蒙 古 科 技 大 学 马克 思 主义 学 院 ,内蒙 古 包 头 04 1 )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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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明代 是 宦 官 活动 最 为频 繁 的 朝 代 之 一 , 官在 政 治 、 济 、 事 等 各 个 方 面 都 有 重 大 的 影 响 。 这 一 时 期 出 宦 经 军 现 了许 多名 彪 青 史的 宦 官 , 们 对 明代 的 社 会 进 步 起 了 重要 的 作 用 ; 明 代 也 出现 了 一 些 不 法 宦 官 , 尽 他 但 干
明代宦 官评 价定 下 基调 , 者 们 世代 相 因。而 近 年 学
来 对 明代宦 官评价 越 来 客 观 , 雷文 进 对 明代 宦 官 中 的善类 进行 梳理 , 出“ 官 中 能有 此善 类 , 能 可 指 宦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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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祸 国殃 民的 事 情 。 因而 , 辩 证 地 看待 明代 的 宦 官 , 要 看 到 他 们 的 功 , 应 既 又要 看 到 他 们 的 过 。 同 时 , 人 们 所 了解到 的仅 仅 是 宦 官 中的 极 少数 , 些 宦 官 不 能 代 表 整 个 宦 官 阶层 。评 价 宦 官 的 时 候 , 能 一 概 而 这 不
万历十五年帝王权力的道德失范
万历十五年帝王权力的道德失范中国明朝时期的万历十五年,是历史上权力失范的一个缩影。
这一时期帝王权力的道德败坏,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
万历十五年虽然已经过去了四百多年,但是其中的历史教训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本文将探讨万历十五年帝王权力的道德失范,以及其对于当今社会的启示。
一、宦官专权万历十五年,宦官权力猖獗,成为了帝王的亲信。
由于明朝皇帝多为年幼,不得不借助宦官进行统治。
而在这个过程中,宦官不仅掌握了大量的权力,还浸淫在酒色之中,纵情声色,荒淫无度。
他们不仅不顾国事,更加忽视人民的疾苦,加深了社会矛盾。
长此以往,导致了民心不稳,为后来的动乱埋下了伏笔。
二、士人专政除了宦官专权,万历十五年还存在着士人专政的问题。
在这个时期,以礼仪为主的文官统治达到了顶峰。
而这些文官不仅贪污受贿,还互相攀比,捏造罪名,陷害异己。
他们不顾民生疾苦,不顾社会发展,只顾及自己的利益。
这导致了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给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三、弊政横行在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弊政横行,贪污腐败严重。
官员们在各种领域中大肆索取财物,甚至还出现了买官卖官的情况。
这些官员不顾民生疾苦,他们任意妄为,无孔不入。
这种弊政不仅毒害了社会,而且在国家发展中也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四、道德沦丧万历十五年这个时期,统治阶级的道德沦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导致了道德沦丧的现象普遍存在。
作为统治阶级的帝王、文官、军人、官僚等等,他们的私欲全部集中在了权力的争夺上。
他们不顾伦理道德,不遵守规章制度,不断挑战社会的道德底线。
这不仅导致了社会信任危机的出现,也为出现动乱埋下了伏笔。
五、当今社会的启示历史是进步的镜子。
万历十五年的帝王权力的道德失范,虽然已然过去了,但其中的历史教训对于当今社会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
我们需要清醒认识到,世间万物都有本质和现象之分。
追根溯源,道德天平是战胜弊政、震感权贵的万能武器。
我们需要遵循规章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传统美德,不断吸取历史教训,才能使当今社会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走向更为繁荣富强的明天。
明代的宦官之祸
明代的宦官之祸明代自成祖至熹宗200多年间,除孝宗、世宗两朝外,都是宦官专权的日子,宦官把持之司礼监,有批决奏章之权,加以皇帝之支持信任,成为政治中心,阁臣无论贤与不肖,若要安于其位,就必须与宦官联结,若要倾轧敌党,更不能不依附宦官以增声势,宦官于是成为真正之领袖,对政治影响极大。
政治方面,首先是强化了君主专制。
明代推行「特务政治」,以宦官掌理厂卫,作为皇室耳目,可以不经国家司法机关,秘密逮捕和杀戮朝臣,使厂卫成为宦官对付异己的机构。
在厂卫严密控制下,朝臣对皇帝唯命是从,而明代罢废宰相,君权高涨,成了君主专制的政体。
其次是加剧了党争。
明代内阁其初虽受制于宦官,但当时一般士大夫,尤其是言官,多以敢言为荣,对宦官权臣常作激烈的攻击,加以士大夫崇尚理学,注重气节,因此敢于不惜生命,与恶势力对抗,而士大夫之间又互争意气,而致演成朋党的倾轧。
至武宗以后,政事日益败坏,党争也愈趋激烈,其时政权全操于宦官,士大夫中之无耻者,益谄附宦官,藉宦官势力以排除异己。
宦官因得朝臣的攀附,气势更盛,为虐更兇,名节之士乃起与之激烈相抗,使党争加剧,明末的东林党与非东林党就是在这情况下激化而成。
此外,宦官的专权亦败坏朝政。
宦官掌握了朝政大权,并利用厂卫等特务机构横行无道,残害忠良,导帝荒戏,苛征杂赋,造成政治黑暗,朝政混乱。
学术文化方面,由于魏忠贤与非东林党人为打击东林党,竟下令废毁天下书院,严重打击文教的发展。
又因官员为巴结魏忠贤,竟以魏氏配孔子,为魏忠贤建生祠,于是天下的书院,竟变成了供奉魏忠贤的淫祠,而且先师之神位,亦改以宦官为偶像,实对中国文化极大的耻辱。
至于经济方面,明代宦官大都是贪污舞弊,搜刮达到腰缠万贯。
王振当政期间,官员要缴纳百金,才可求见,若付千金,始得饱醉而归。
王振被抄家时,搜得金银60多万贯,其他珍物无数,可说是宦官聚歛的先例。
刘瑾专政期间,官员入见,例索千金,京官外调归来,例有重贿,如布政使就须缴纳2万金。
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
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一、入仕渠道的限制明代官员的选拔入仕主要通过科举制度进行,但是宦官们不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官职,只能通过入宫服侍皇帝和皇后来获得晋升的机会。
由于这种特殊的选拔机制,宫廷内的宦官成为了唯一可供官员们晋升和贿赂的对象,因此他们渐渐获得了相当大的特权和影响力。
二、皇帝个人便利的考虑在明代,宦官一直被视为皇帝的亲信,负责一些皇帝个人的需要和日常事务。
在处理政务时,皇帝往往依赖宦官的帮助和建议,因为宦官们身边的人没有其他的私人利益和政治野心,能够保持相对的纯洁和忠诚度。
因此,一些皇帝在重要决策上会更加倾向于依赖宦官们的意见,进而加大了宦官专权的可能性。
三、皇后和后宫的政治势力在明代,皇后以及后宫妃嫔们对于朝政有着一定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宫中的宦官能够成为皇后和妃嫔们的代理人,帮助她们维护权益和推动她们的政治意图。
同时,因为他们是宫中时间最久、了解皇帝个人状况最多的人,宫中的宦官也能够在皇后和后宫妃嫔们之间起到协调的角色,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势力。
四、社会背景制度因素宦官的出身和社会背景决定了他们在明代社会地位的特殊性。
大多数宦官都是来自社会下层和贫寒家庭的人,他们进入宦官系统之后就直接成为了皇帝的专属仆人,当然也意味着他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巨大提升。
宦官们通过宫中的升迁,常常能够获得与之相匹配的俸禄和封号。
这种由血缘觉醒上升的社会背景使得他们的野心更加强烈,导致宦官们更积极地争取和扩大自己的权力。
综上所述,明代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主要是因为宦官们的选拔途径限制、皇帝的个人需求、皇后和后宫的势力以及宦官的社会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这些因素导致宦官们日渐获得特权和影响力,从而在明代宫廷政治中形成了一定的专权局面。
明代宦官问题研究综述
明代宦官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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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关于明代宦官问题的研究综述,旨在探讨明代宦官制度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明代宦官是明朝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在明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是公认的事实。
它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组织,负责经营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是朝廷向国家机关发出政策的重要渠道。
但是,它在明朝政治中的作用是什么呢?以及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何呢?
首先,宦官在明朝政治中的作用是推进中央集权的发展。
明朝实施宽松的宦官制度,大大提高了中央集权的作用,帮助明朝在政治上的强大。
此外,明朝的宦官制度也有利于政治腐败的发生,腐败的发生使得宦官变得更加腐败和强势,从而增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
其次,宦官制度也为明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明朝宦官制度下,农业得到了发展,农民也得到了保护,农业生产也得到了促进,从而为明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
同时,它也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分工,使得社会精英的权力得到了更大的认可,这也使得社会结构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最后,宦官制度也为社会融合和统一提供了基础。
通过宦官制度,皇帝可以更好地控制各地的政治力量,统一各地的政治体制,使各地的政治力量得到更好的统一,有利于社会融合和稳定。
本文讨论了明代宦官制度发展的历史,以及它对政治、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影响。
从中可以看出,宦官制度是推动明朝政治中央集权的重要因素,也为明朝社会融合和统一提供了基础,对明朝后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代宦官专政原因探析
21 0 0年 8月
承德 民族 师专学 报
Ju a o h n d e c es C l g r t n l i o r l f e g e ah r’ ol e o i aie n C T e f Na o ts
V0 .0No3 1 . 后 皇帝 疏 于政务 , 只寻欢作 乐 , 国家 对 政务 莫 不关 心 , 明君 臣之 间处 于隔绝状 态 , 即在位 君 主与廷 臣见 面交 接甚 少 。明 中叶 以后 ,情 况更 为严
重 , 统计 : 据 自成 化 七年 (4 1 ) 弘治 十年 (4 7 17 年 至 19
扮 演 了重要 的角 色 。 三、 明代皇 帝疏 于政 务 . 宦官则 有机会 干政
、
君 主 专政 是 宦官 干政 的最 根本原 因
明朝建 立 以后 , 国皇 帝朱 元璋 为 了巩 固 明王 开 朝 的永 远 巩 固 ,先 后 诛 杀 功 臣 ,后 于 洪 武 十 二 年 (3 9年 ) 又杀 丞 相胡 惟 庸 , 除 了 中书省 , 六部 17 , 废 将 直 接归 与 自己控制 , 这样 国家 的行政权 力 、 军事 权 力 和司法 权力 都 集 中于 皇帝 手 中 ,然 而朱元 璋却 异 常 忙 碌 了 。 了防 止宦 官干 政 , 明史 ・ 官志 》 洪 武 为 据《 职 : 十七 年铸 铁牌 。 日 : 内臣不 得干 预政事 , 文 “ 犯者 斩 。 ” 置宫 门 中。 又敕 诸 司 , 得 与 内官监文 移往来 。J 毋 【 l 又有
任 了 , 样一 来 , 这 皇帝 的 旨意 , 由皇帝 的贴 身 宦 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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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代宦官的认识
对明代宦官的认识在明朝的历史长河里啊,宦官可是一群特别的存在。
你要是把明朝比作一个大戏台,那宦官就像是一群在幕后有着巨大影响力,时不时还跑到台前搅和一把的角色。
宦官,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太监。
他们呢,因为身体上的特殊情况,进入宫廷这个特殊的环境。
在明代啊,宦官的权力那可大得超乎想象。
就好比是本来应该是看家护院的小狗,结果一不小心成了能指挥全家老小的“大管家”。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啊,明代的皇帝呢,有的时候比较懒,有的时候对大臣不太信任。
这就给了宦官机会。
宦官天天在皇帝身边伺候着,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皇帝想知道外面的事儿,靠谁啊?宦官啊。
慢慢地,宦官就开始插手朝廷的各种事务。
比如说,司礼监的宦官权力就大得吓人。
他们可以代替皇帝批红,这就相当于皇帝的手啊,大臣的奏折到了皇帝这儿,皇帝不想自己写意见,就让宦官来写。
这宦官要是心术不正,那可不得了。
他想让谁升官,就在批红的时候美言几句;想整谁,就在里面写几句坏话。
这就像在一个公司里,本来应该是老板做决策,结果老板的秘书偷偷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决定员工的升降职,你说这乱不乱?再说说那些外出监军的宦官。
军队是国家的保障啊,得有纪律有指挥。
可这些宦官呢,不懂军事还瞎指挥。
就像一群不懂下棋的人非要去下围棋,还乱走棋子。
他们到了军队里,仗着自己是皇帝派来的,对将领指手画脚。
那些将领呢,本来应该专心打仗,现在还得伺候好这些宦官,生怕得罪了他们回去在皇帝面前说坏话。
这打仗能打好吗?就好比一个厨师做饭的时候,旁边站着个不懂厨艺的人还一个劲儿地让他这么做那么做,这饭能做香吗?不过啊,也不是所有宦官都是坏的。
有的宦官就比较本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像在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里,也有听话懂事的。
这些本分的宦官在宫廷里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打扫卫生啊,伺候皇帝起居啊,也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可是啊,坏的宦官造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权力膨胀之后,贪污腐败那是家常便饭。
朝廷里的风气都被他们带坏了。
明代宦官研究 成果 困境与思考
明代宦官,一直是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最早的论述,多出日人之手。
1949年以前,这个领域的研究只能算是略为着墨,多属杂谈、简说性质,刊载于通俗读物上,以飨一般读者。
第一部具有较大影响的专著是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l950年;群众出版社,l983、2008年;中华书局,2006年)。
此后,台湾学者有一些研究,但数量不多。
进人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这个议题开始关注,进入了一个研究的繁荣期。
就其成果而言,仅据笔者搜罗所及,有关论著即不下二百篇(部)。
一有关明代宦官的著作研究明代宦官的著作,当首推丁易所著《明代特务政治》,这是第一部研究明代宦官的专著。
该书写作于1945至1949年之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者为了“影射”的需要,以特务政治作为书名。
该书所设定的论述框架及对明代宦官的一些主要评价,至今罕能突破,这也是它一再刊印的根本原因。
在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冷淡期后,明代宦官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在最初的阶段,以王春瑜和杜婉言的成果最为突出。
他们先后合作译注了《明史·宦官传》中的刘瑾、魏忠贤二传(中华书局,1983年),编写了《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6年),并写作了《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
后者是第二部研究明朝宦官的专门著作,后来收入王春瑜个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再版时内容有所增加,主要是新增宦官小传43个,总计达58人。
该书还附有“明朝宦官事例”,其实也都是宦官传。
其他论著还有卫建林的《明代宦官政治》(山西人民出版社,l991年;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增订版)、何伟帜《明初的宦官政治》(香港网上电子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初版;香港文星图书公司,2002年增订版),均以“宦官政治”为矢的,但创新性内容不多,未能出丁易的范围。
温功义《明代宦官和宫廷》(重庆出版社,l989年第l版;2000年第2版)、《明代宦官与三案》(重庆出版社,2004年),注重叙述的“娓娓道来”,学术性稍弱。
汉唐明三代宦官问题特点
试论明代宦官专权的特点摘要:明代宦官专权在中国历代的宦官祸患中表现出其独特的特点,在政治权力上上完全依附于皇权、形成于明代的文官制度的改革变异、与士大夫即斗争又相互利用,甚至作为一种特务机构而存在,在经济上控制明代经济的各方各面,对明代造成了深重社会影响。
关键词:明代、宦官、专权、皇权、士大夫、特务、经济中国古代宦官专权屡见不鲜,但也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
”①明代大儒黄宗羲也说过:“阉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
”②可见明代宦官专权实甚于他朝,所以探究明代宦官专权的特点就更显得尤为必要。
因而本文拟从专制皇权的衍生、形成原因、与士大夫的关系、特务司法统治以及经济控制等几个方面分析明代宦官专权的特点。
一.对专制皇权的完全依附宦官之祸如唐一代,“宦官专权期间十个皇帝(不含德宗),为宦官所立的有7位(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为宦官所杀害的有 4 位(顺宗、宪宗、敬宗、文宗),昭宗还曾为宦官所囚禁”。
③犹如唐宪宗时,内常侍陈弘志杀害宪宗于中和殿,接着,大宦官梁守谦等立太子为帝,此即穆宗。
④相比于太阿倒握,主仆异位的唐代,明代专权宦官之如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虽不可一世,然完全是依仗皇权而已,虽然能通过司礼监执掌机要,却只是“假皇权以肆虐的奴才”只不过投其所好以弄权,如“(天启帝)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
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
‟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
”⑤一旦他们罪行暴露或有违圣意,立时落马,如张永夜“奏(刘)瑾不法十七事……遂执瑾。
”⑥可见明代宦官专权成也皇权,败也皇权,完全依附专制皇权。
二.形成于明代制度改革关于宦官专权形成的具体原因,历代各有不同。
东汉时,幼主登基,外戚乱政,皇帝重用宦官以夺权,演成宦官弄权的局面。
及唐时,宦官掌管禁军,取得了执掌机要的权力,因而为祸朝堂。
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吸取历代教训,“洪武十七年铸铁牌,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
明代宦官专权成因考略
第27卷第2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ol.27 No.2 2006年2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eb.2006明代宦官专权成因考略王伟(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摘要:明代的宦官专权乱政危害程度是古代历史少有的,明代宦官专权之所以惨烈,即有中国古代史中其它朝代宦官专权的共性、一般性原因,也有明代自己独特的原因。
本文将对明代宦官乱政专权的原因做深入的研究分析。
关键字:明代;宦官;专权;心理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6)02-0084-04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宦官为祸的大量罪恶的历史记载。
历代史学家也都对宦官擅权现象深恶痛觉,认为是造成朝代政治腐败和黑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甚至把一个朝代的兴亡都要归结到宦官专权。
范晔就说“败国蠹政之事,不可殚书”[1];赵翼也说“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
”[2]宦官制度是原始宗法关系及其观念与发达的专制集权政治制度结合的产物。
宦官专权就成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毒瘤。
而明朝更是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黄宗羲考察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宦官之祸,得出如下结论:“阉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阉宦,无奉行阉宦之朝政。
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
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
” [3]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政治制度研究的角度来具体的分析明代宦官为祸的深层次原因。
一朱元璋与明代宦官专权的关系明太祖朱元璋是最鄙视宦官的。
雄才大略的太祖皇帝征战一生,马上得天下,殊属不易。
而朱元璋本人又生性多疑,权力欲极强。
他先是诛杀功臣,后于洪武十二年(1379年)又杀丞相胡惟庸,撤中书省,朝政无论大小,事必躬亲,目的就是要独揽大权。
明代大宦官无法篡位的核心原因
明代大宦官无法篡位的核心原因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后人甚至给了它一个“太监帝国”的谑称,其中,象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等人的权力更是到了几乎可以取代皇帝的地步。
然而,无论朝中大臣及民间如何议论他们的野心,事实上他们中的多数却从没想过要篡位--真想这么做的话,不可能几百年里都无一人成功的。
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这些太监们太清楚明朝的制度架构了,他们心里都明白:权,可以无边,帝,则永远是镜花水月,即使能够篡位成功,在明朝那样的制度架构下他们也是当不了几天皇帝的。
所以他们还是决定,老老实实保住自己的权位才最实际。
仅有一人例外,那就是刘谨,我想他是真正的权极致昏了,所以最后落了个“杀千刀”的凌迟。
许多类似的大宦官下场我们都是知道的:整治朝臣方面无论他们多有能耐,往往就是皇帝的一句话定了他们的生死。
比如王振,传言他妄图通过勾结瓦剌篡位,其实他只是想接受瓦剌的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后来由于瓦剌索取贡品的胃口太大,连王振都接受不了,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事变,而王振本人也在事变中丧命。
再如汪直,他因获得明宪宗宠信而掌权,后也遭明宪宗撤职、贬逐而亡,最猖狂的时候也只是与当时的万贵妃一起垄断了朝纲,要说篡位,那还没轮到他想的份,毕竟他的权力还是皇帝和万贵妃赐予的,尚没到专权的地步。
刘谨,前面已经说了他的下场;而魏忠贤呢,任凭他权力能只手遮天,可他还是阻止不了手上面“天”的更替,新任领导崇祯皇帝一上台,他也就只是普通阶下囚的份。
总的来说,明代宦官能够权倾朝野都是拜皇帝所赐,他们所能够执行的权力也就是皇帝的权力,不是宦官自己的;哪天皇帝不高兴了,他们还得卷铺盖回家或下地狱。
这样的情形下,他们根本就无法获得实际的篡位资本。
刘谨就笨在没想清楚这一点,以为自己的权力资本已经足够多了。
为何明朝皇帝能如此牢牢地抓住权力呢?这其实全赖明朝堪称史上最完美的国家机器。
下面我们研究一下这套国家机器是如何相互制衡运作的。
明代宦官问题研究综述
明代宦官问题研究综述《明代宦官问题研究综述》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国家的出现,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明朝的官吏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制度体系中宦官制尤其显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宦官制度是由明朝显宗朱棣发展而来,其体系完善,秩序严谨。
宦官在明朝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不仅是皇室最亲近的实际行政长官,而且在政治、审判、外交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宦官制度的发展不仅对明朝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特殊的利好政策,而且使得皇帝的权力贯穿于全国,为皇权制度的统治提供了稳固的保障。
此外,宦官的出身、职务、官职、官位等级等官制也是有史以来最为全面的官制之一,为后世政治运作、国家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通过对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可以深入地理解明朝政治体制发展的历史进程,更好地把握官制变革的脉络,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明朝政治体制的发展特征。
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涉及多领域,从明朝官制的研究一直到今天,均引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
多样化的文献资料及文化、政治、宗教等内容中都发现了宦官制的痕迹,使它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研究课题。
近些年来,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以蔡小豪的《明代宦官商业及其历史意义》、王英男的《明代宦官及其在外交中的作用》、杨恒宇的《明代宦官制度研究》、蒋英明的《明代宦官和政治制度》等文章为代表,从宦官商业、外交及其性质、宦官与政治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探讨了宦官制度在明朝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可以说,近年来对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划分为宏观考察和微观探析两大方面。
首先,要了解明代宦官制度的发展历程,深入探究宦官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展开对宦官制度的宏观考察。
其次,要结合实际生活,深入研究宦官制度在实践中的具体运作等客观现象,以用来更多地感悟明朝宦官制度的内涵特色,揭示宦官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另外,对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也应借鉴新思路,如法律思维、历史比较思维等,加强对各个时期宦官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演变的探究,以及宦官制度与社会的联系等,从而更好地理解明朝宦官制度的实质特征,揭示它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
制度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评介
收稿日期:2019-04-10作者简介:李建武,男,廊坊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㊂2019年7月第41卷㊀第4期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Jul.2019Vol.41㊀No.4DOI:10.13393/ki.1672-6219.2019.04.023制度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胡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评介李建武(廊坊师范学院历史系,河北廊坊㊀065000)中图分类号:K 248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㊀㊀㊀文章编号:1672-6219(2019)04-0115-02㊀㊀宦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点群体,尤其是汉㊁唐㊁明三代,其对政治造成的影响最大,研究成果最为丰富㊂但若论体系之完整㊁制度之健全㊁与其他群体关系之复杂㊁对政治影响之深,非明代宦官莫属㊂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代宦官研究多从政治史角度出发,冠之以 宦官干政 ,以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为代表,普及度高,影响甚远㊂此后,得益于新的史料不断挖掘及研究视角更加开阔,关注明代宦官教育㊁信仰㊁个人生活的成果逐渐增多,然而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视角似乎被遗忘㊂近日,胡丹博士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明代宦官制度研究“[1]出版㊂因研究群体趋近,蒙其惠赐得以拜读大作㊂浏览之下,顿感史料丰富㊁见解深刻㊁新见迭出,扎实的史料基础㊁新颖的研究视角㊁深入的理论分析都可引发对宦官群体的重新思考㊂第一,明代宦官缘何制度化?现存可见记载明代宦官职掌的政书仅有洪武十四年‘祖训录“和洪武二十八年的‘皇明祖训“,其他如‘诸司职掌“‘大明会典“等政书均没有宦官体系的相关记载㊂官方政书既不收录,私家史书则失去了可靠的史料来源㊂关于宦官个人传记,邓球‘皇明泳化类编“卷123‘内侍“㊁焦竑‘国朝献征录“卷117‘宦官“㊁何乔远‘名山藏“卷88‘宦者记“及卷95‘宦者杂记“㊁尹守衡‘明史窃“卷25‘宦官传“等,但记载宦官体系及制度者可谓绝少,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记载有明代各官年表,是明代官职类最为全面的总结与记载,该书卷64列有南京外守备㊁协同守备㊁参赞文官等,并没有内守备的相关记载㊂文献的阙如完全体现不出明代宦官对明代政治及社会的深远影响, 累朝‘会典“不载内臣职掌,何也㊂夫亦当时纂修诸臣避中贵之嫌而不欲载耶,使圣朝洪谟渐成烟废,吾于政府不能无遗憾矣㊂ [2]因此,明代宦官制度研究有很大余地,此前宦官研究多依据宦官人物传记分析宦官与明代政治的关系,未从宦官制度设计本身出发,胡丹博士正是基于此,创新性地从明代宦官机构和事例两方面出发对明代宦官制度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㊂占有尽可能丰富的史料是开展史学研究㊁得出令人信服结论的前提基础㊂史料充足与否也是造成改革开放前后宦官研究差异的原因之一㊂胡丹博士对宦官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先已辑录出180余万字的‘明代宦官史料长编“[3],以明实录为骨架,广辑明清政书㊁文集㊁野史㊁笔记及传世方志㊁碑刻等相关史料,如本书所引用方志达50种,碑刻达上千通㊂明太祖对 宦官 所作的制度设计,既是明初政治的需要,也成为后来宦官制度不断完善的 祖制 依据㊂在前人阐述的 双轨 制基础上,胡丹博士创新性地提出了 三元(文武内)二轨(内外) 的理论框架㊂ 双轨 制主要探讨明代中枢体制,特别是司礼监和内阁的关系,对驻守各地㊁为数众多的内官则罕有涉及;丁易‘明代特务政治“将各地镇守和守备宦官看作是 驻满全国的军事特务机构 ,此说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写作目的,不无偏颇㊂本书在详尽考述基础上提出 三堂体制 的概念,认为其是上接明初都布按三司体制㊁下开明末 督抚制 的重要中间环节,有利于加深对明代管理体制多样性㊁过渡性两个鲜明特征的理511解和认识㊂第二,明代宦官组织与体系㊂制度研究的切入点不外乎机构设置㊁官员职掌和相关规定㊂本书第二章主要探讨司礼监,第三章阐释宦官对外政的参预,第四章对明代在外的钦差内官衙门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㊂书中所作相关统计表格,足见其用功之深,计有厂卫辑访事例㊁京师三大营内官㊁提督团营内官㊁十二团营坐营内官㊁崇祯朝京营内官㊁提督九门内官等大量丰富的内容㊂书末用近60页的篇幅制作了‘明司礼监㊁东厂㊁南京守备年表“和‘明镇守内官年表“,前者从洪武二十五年一直到崇祯十七年,后者从永乐年间一直到嘉靖十八年,20个边㊁省镇守内官的情况展卷一目了然,必将嘉惠于学林㊂该书对宦官机构的分类亦非常合理㊂此前,人们对宦官多为笼统的概念 二十四衙门 ,而对宦官机构的详情不悉㊂本书将宦官机构分为在京和在外两类,将地方上的市舶㊁珠池㊁织造㊁烧造等内官统归入 利权衙门 ,非常形象地勾勒出此类衙门的性质,进而对他们与地方有司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探讨,认为利权衙门与地方没有共同的利益,但有根本的利害分歧,所以经常酿成激烈的冲突,冲突的根源正在于此类衙门所得之利全归宫廷,所生之害全归于地方㊂该书对明代宦官 官 职 事例 的探讨亦属首次㊂宦官制度也是不断变化的,在明太祖制定的 太监-奉御 官职体系中,太监既是一监之长,掌一监事务,同时也是职级最高的宦官㊂英宗以后,内官中逐渐出现官㊁职分离,借衔㊁兼衔等现象,一监至有数名太监者,而掌事者盖由钦定,充分体现了明代宦官制度动态化发展的特点㊂作为制度化的宦官,其选任㊁待遇㊁升迁㊁赏罚㊁致仕亦有一定规律可循,甚至有文官建议加强对宦官的考察㊂作者认为 内官所享有的恩遇,与外官没有太大不同,皆以 例 的形式存在,并不断变化㊂ 可见,宦官制度化模仿的蓝本正是外官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其不同只在于宦官身份的特殊性㊂第三,明代宦官势力及影响㊂明代宦官规模有多大?‘崇祯宫词“称 中珰七万人 ,‘熙朝新语“引明末宦官的回忆,说是 内监至十万人 ,均属笼统之言,且无其他史料佐证㊂作者创新性地用宦官食米数来作推断宦官人数,明代宦官月支廪米有定数,故二者相除可以大体推测支领廪米的宦官人数, 常在1万至1万5千人之间,最多也不过2万有余, 十万宦官 的说法是绝不可信的㊂ 通过细密爬梳资料做出较为可信的判断,厘清很多传统的说法,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㊂作者不仅关注宦官制度研究的具体内容,所述宦官史的分期对开展相关研究也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㊂洪武至宣德㊁正统至正德㊁嘉靖至崇祯三分法,更像是明史研究的分期㊂作者则提出更加细致的五分法:洪武至建文,永乐至宣德,正统至正德,嘉靖至万历初期,万历二十四年至明朝灭亡,将明代宦官史描绘为一条波折的曲线,有平缓有波浪,并且这条曲线 是不支持宦官亡国论的 ㊂既然明代宦官数量巨大,形成了制度化的特点,并且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重要影响,故宦官制度在明代国家制度中理应占有一定地位㊂结语里,作者勾勒了一幅完整的明代国家机构图,涵盖了皇帝之下二十四衙门和文武百官两套系统,不仅有嘉靖中裁撤的衙门,还用箭头示出政事呈奏和批复的大体路径,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内外两套管理系统的运行及其关系㊂因笔者专门关注过镇守内官群体,故略提一二管见,以备商榷:一是永乐年间可否认为存在镇守内官㊂正德‘大明会典“及嘉靖‘四川总志“㊁嘉靖‘辽东志“㊁嘉靖‘宁夏新志“等多部方志,韩雍‘襄毅文集“㊁马文升‘端肃奏议“㊁王世贞‘弇山堂別集“等多种文集及奏议,都有关于永乐年间遣内官镇守的记载㊂不过正如作者在第四章第二节及此前发表的‘明代 九边 镇守内官考论“所言: 镇守 这个词虽然被用于这些内官,但当事人未必就奉有 镇守 之命;它有可能是用后来惯称的 镇守 一词来追加于那些长期在这些地方活动的内官㊂ 但作者仍在文末‘明镇守内官年表“列出永乐年间镇守内官,似有悖于前㊂二是王府内官未作分析㊂王府宦官甚至功臣㊁勋戚府邸火者是明代宦官群体中的一个重要㊁但常被忽视的群体㊂因为他们与中央政治没有太大关系,故常被各种论著直接省略㊂近年在成都㊁西安㊁济南等地出土了王府宦官如承奉㊁典服㊁典宝等墓志碑刻及买地券等资料,明人文集亦收录数通王府宦官碑刻,为开展王府宦官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史料㊂本书引用资料丰富,观点新颖,研究深入㊂确如作者在 后记 中所说,研究明代宦官制度 绕不过去了 ㊂不仅绕不开,作者基于‘明代宦官史料长编“对宦官制度所作的系统研究,给宦官研究留下的空间已然不多㊂参考文献:[1]㊀胡㊀丹.明代宦官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2]㊀来斯行.槎庵小乘:卷9 内侍 [M]//‘四库禁燬书丛刊“子部第10册,第151页.[3]㊀胡㊀丹.明代宦官史料长编[M].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14.[责任编辑:赵秀丽]611。
明代宦官与经济研究综述及总结
明代宦官与经济研究综述及总结明代宦官与经济研究综述及总结明代宦官作为明代社会的重要群体之一,其在政治和社会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近年来,学界对明代宦官与经济关系的研究逐渐深入,揭示了宦官对明代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和消极影响。
本文将对明代宦官与经济研究进行综述和总结,以期加深对明代经济史的理解。
一、宦官对农业发展的积极贡献明代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宦官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明代宦官多以农杂官身份管理农田,并通过对农业生产的组织和规划,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其次,宦官在水利工程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例如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的治水场景反映了宦官在水利工程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宦官还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改进耕作方法等方式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进步。
二、宦官对商业和手工业的促进作用明代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宦官密切相关。
首先,明代官员禁止商人参与政治,但宦官可以自由从事商业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其次,宦官作为明代官府的代表,承担了采购和输送粮草的重要任务,促进了商业流通。
同时,宦官还在手工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例如在织造业和瓷器生产中的参与。
三、宦官对明代经济的消极影响尽管宦官在明代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消极影响。
首先,宦官掌握了大量资源,通过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方式获取私利,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负担。
其次,宦官在商业活动中垄断和恶意竞争,破坏了市场秩序,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
第三,宦官对于地方经济的控制和剥削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明代宦官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表明,在明代经济发展中,宦官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宦官通过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进步。
然而,宦官滥用权力、垄断竞争等行为也对明代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更深入地探讨宦官与明代经济的关系,以进一步理解明代经济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综上所述,明代宦官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参与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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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第9期兰 州 学 刊No.9 2007 总第168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68・明清史研究・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齐 畅(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摘要] 明代宦官研究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明代宦官制度的全面研究和公正、客观的评价,是透视明代国家机制运行和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前辈与时贤对这一传统政治史课题的研究,提出三条反思的途径:一是对于宦官的道德评价问题;二是国家权力网络中的宦官群体研究;三是宦官与民间社会的新视角的运用与深化。
[关键词] 明代;宦官研究;问题;反思[中图分类号]K24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9-0161-04作者简介:齐畅,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
宦官问题向来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宦官制度据文献记载可上溯到西周时期,之后便伴随着整个古代社会,并且在汉、唐、明三代宦官专权达到了高峰。
回顾20世纪以前,即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兴起之前的宦官史料,历史上对宦官的记载多延续正史的书写方式,形成了对宦官极度鄙夷、大加贬斥的社会舆论传统。
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刑余”之身为儒家士大夫所鄙视。
如《后汉书・宦者列传后论》所载:“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晕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其次,在士大夫的眼中,阉人之流的道德修养,跟他们的生理一样都存在缺陷。
明代统治者朱元璋也曾说过“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1];最后,也是当今的史家在研究宦官问题时仍难以摆脱的模式,即宦官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对宦官的评论代表了传统史家的思维模式:“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2]显而易见,在士大夫们所撰写的史书中,儒家道德是评价人物的标准,宦官“刑余贱隶”的身份参与到政权中来,注定其成为“乱政”、“误国”的罪魁祸首。
因而,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研究模式下,对宦官的记载和研究体现了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即“以史为鉴”,防止宦官之祸造成君权旁落。
对于宦官这样一个传统政治史的重要课题,前辈与时贤旨趣各异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
笔者以为,在赵世瑜以社会史为范式来审视明代宦官政治的研究以前,学界对明代宦官的研究,依据其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的差异,大致可以沿循政治史、社会史两种学术理路展开追述。
而其研究的背后仍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束缚,这种传统意识形态与政治史视角交叉作用于当今学者对宦官问题的研究当中。
一、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问题研究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精英政治史———是特定历史时代及其学术需求的产物。
当历史学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时候甚至还需要披上神学的面纱的时候,这种史学就只能是政治史。
鲁滨逊概括说:“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
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
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
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真正的历史。
”[3]“这种情形体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那就是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
”[4]进入20世纪后,传统史学还有很大影响,但新的研究方法、史学理论和史料的运用使得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不同。
这同样体现在明代的宦官研究中,但鲜明的政治史范式的色彩,政治制度的研究角度,直到今天仍是研究者的主要视野,宦官专权乱政仍为研究者所青睐。
(一)关于明代宦官专权的研究有关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为学界所关注。
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首推丁易所著的《明代特务政治》一书。
该书是论述全部明代特务系统的,但实际上却以宦官制度和宦官活动为主体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一部传统政治史范式下的典型力作。
其特点有三:1.从史料上来看,是以丰富的政治史料为依据,未突破传统文本史料范围;2.从研究理论上来看,运用了现代阶级分析的理论套用于明代宦官的研究,正如作者在原自序中所写到的“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恰好明代是特务最为凶横的朝代”,所以借以隐射“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企图通过明代特务政治的叙述来描绘出明代以帝王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政治压迫的全貌。
”[5]另外,我国明代历史兰 州 学 刊总第168期上本无“特务”一说,“特务”这个名词是20世纪阶级斗争中的产物,这部书可以说完全是解放前为国统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做的,这种将制度史的研究过于附靠在意识形态的需要之上,必然使学术研究偏离正常轨迹;3.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其逻辑是政权可以由宰相士大夫来操纵,但不能落在“宫奴”手中,否则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为祸天下,从中明显可窥见儒家道德标准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反思这部《明代特务政治》,正是由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基于特定的历史需求,宦官专权的历史记忆被唤醒用来影射当时的“现状”,而政治史料在史者意识形态指导下用来做出有利于主题的解释并强调其干政祸国的一面,宦官的其他方面却被忽略或者从历史记忆中删除了,只留下几个恶贯满盈的名字。
丁易在20世纪40年代,国共内战即将开始的特殊环境背景下写了这部书,以影射国民党“黑暗”统治,不能不说先入为主的使人们产生了对宦官的妖魔化印象。
在当时的斗争情况下,历史的确是有利的武器,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在学科意义上就宦官问题本身而言,专权祸国并不是其惟一定义,高墙内的权力斗争也不是其全部内容。
宦官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不该被剥离出来而刻意强调其天生的“毒瘤本性”。
继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之后,宦官问题再度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
政治制度的角度依然是明代宦官研究的主要视野,宦官专权是研究的主要课题,但由过去主要着眼于其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方面的关系,以及部分代表性的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来构建明代宦官的政治概况。
例如,对于明代宦官在经济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宦官的参预对经济的破坏作用。
宦官对军事领域的介入亦强调其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及国防败坏,加速明朝的灭亡。
对于明代宦官在外交方面的作用,虽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亦不脱离宦官干政的主题,认为其外交行为为宦官干政奠定了基础。
总之,在诸多关于明代宦官专权问题的研究中,宦官多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并激化了社会矛盾,恶行累累。
但是,这样的研究是否客观全面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
(二)关于国家政治权力网络中宦官的作用宦官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网上的一个结点,他是国家机制运转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虽然在政治权利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最终还是要受制于整个权力网络。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我国台湾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观点。
吴缉华在他的《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6]一文中就提出,明太祖废相后所定的不健全制度,在“三杨”辅政时有所改变,如内阁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权。
在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下,使宦官得以有机会参预内阁条旨与皇帝批答的中间,于是宦官有了掌握丞相实权的机会,而演变成明代宦官僭越丞相实权之祸。
从明代政治制度的缺憾上,论证了宦官专权的必然性,分析了宦官专权与国家制度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对明代宦官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部分学者如冷东、方志远、欧阳琛、李绍强等人亦从这一认知出发,将宦官群体放在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之中,对其活动重新思索并加以评析。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发展与完善,西方史学新方法的大量引进,使学术界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史料运用的广泛性更为加强,从而对于宦官问题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彻底。
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余华青著的《中国宦官制度史》,该书全面探讨了我国历代的宦官制度及其演变发展过程。
作者在坚持传统政治史视野的同时,吸收西方新方法,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及性格内涵,并试图给宦官制度比较公允的评价。
作者提出:“评价整个宦官制度与评价具体宦官人物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贬斥;评价宦官的政治危害作用与评价宦官在其它领域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抹煞;对于上层权阉与下层宦官的评价,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而论。
”[7]在这部著作中可资借鉴之处有:第一,对于明代宦官专权的认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明代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将宦官置于权力网络中加以考察,不再强调专权是其天生的“毒瘤本性”;第二,关注到以往宦官研究中不被注意到的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张力,认识到由士大夫撰写的传统政治文本史料的局限性;第三,对宦官制度进行全面考察,包括宦官考核、娶妻养子、病老丧葬等制度,使笔者对整个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群体有了清晰的认识。
问题与不足之处:第一,仍然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用于宦官人物的评价,将宦官分为上、下两个阶层,使之对立为“统治集团”和下层“人民”;第二,未摆脱传统政治制度的视野,围绕着皇权的宦官研究;第三,“贴标签”似的对宦官制度做非此即彼的分类,看不到条文规章与实践之间的联系;第四,对宦官本身的生活状况及社会角色未有涉及。
总之,关于明代宦官问题的研究,虽然有了新视角的开拓、新思路的挖掘,但是,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研究,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并且,对宦官的研究,虽然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代表性的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
但传统儒家士大夫道德标准下的“忠”、“奸”仍然是判断宦官群体的主要标准。
而这正是影响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进行解释的严重干扰因素。
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所提出的“大历史观”即宏大的叙事并不是笔者的旨趣所在,但他提出“历史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8]这一观点,却发人深醒。
抛开这种传统士大夫的成见,即使宦官是传统社会和政治的毒瘤,那么在明代国家机制运行过程中宦官的作用是如何彰显出来的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历史研究开始打破传统政治史的狭窄领域,并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带动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也开辟出261 第9期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了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广阔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