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大讨论

回顾：张炜参与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1995年11月，持续约已两年之久的“人文精神讨论”达到高潮，成为全国关注的“媒体事件”】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浪潮和社会现实变化带来的冲击，对于人文精神丧失的忧虑，使得知识分子开始“自我审视”，引发了一场文化领域“人文精神大讨论”。

近日，“人文精神大讨论” 发起人之一，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晓明、同济大学教授张闳等人回述了讨论的前后经过和来龙去脉。

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提出文学和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

此后，《读书》、《东方》、《十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相继发表争鸣文章，吸引了从人文学者到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学者纷纷参与讨论，持续3年之后进入尾声。

笔谈批王朔“痞子文学”张艺谋商业电影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文化界处于低迷期。

1992年小平南巡，使得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整个中国。

社会世俗化、商品化加深，物欲主义盛行，拜金主义风气弥漫，国民道德出现滑坡，文化领域呈现新的动向，使得知识分子开始面临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1992年初夏，《上海文学》杂志“批评家俱乐部”栏目打算恢复。

计划借助华东师大，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大等几处批评重镇，以对话的方式开始针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状，发表看法。

华东师大的几位经常聚在一起，观点又比较接近的青年学人决定加入，约定的成员有王晓明、徐麟、崔宜明、陈福民和张闳。

在张闳的记忆中，王晓明当时认为，文学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此时，作家王朔和电影导演张艺谋在文艺界独领风骚。

此前，张闳写过一篇批评王朔的文章，陈福民正好写过一篇关于张艺谋的文章。

1992年下半学期开学之后不久，此事又重新提上日程。

对话就在徐麟的9舍625室进行，毛尖做笔录。

原计划中的陈福民却迟迟没有返校。

正在这时，张柠走进来了。

徐麟说，来得正好，就让张柠补上。

张柠于是参与讨论。

在讨论中，参与者批评了两种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化：一是王朔的痞子文学，二是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商业倾向。

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这篇对话体后来命名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经由《上海文学》编辑蔡翔之手，发表在1993年6月的《上海文学》上。

文章发表之后，十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讨论。

参与者收到许多读者来信。

张闳一人就收到二十多封来信。

大多是鼓励支持的，也有商榷性的。

有一位偏远省份的读者提供了一份“黑名单”，列举了当时一系列文化界的名流，要求参与者逐一批倒批臭，“定点清除”。

张闳还收到一位福建某干休所的老革命寄来的信，他说，看了文章后，他激动得一夜没睡。

张柠也收到一二十封信。

甚至有一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老华侨，来信不仅表达了他远在天涯海角的激动心情，而且对张艺谋“利用电影给祖国抹黑”的“无耻行径”，进行了“字字血声声泪”式的控诉。

《读书》将讨论扩大，经济学家参与其中“人文精神大讨论”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给人文精神领域带来的冲击和震荡，在知识分子中的反映。

它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中国社会是否存在“人文精神”的失落或危机？市场经济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还是促进人文精神的生长？需要提倡什么样的“人文精神”？有的人认为，应用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文明来抵制物欲横流的倾向，有人则将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东西肯定为“新的人文精神”，强调理想、信念、精神要与现实生活相协调。

1993年冬天，华东师大召开了全国文艺理论学会年会，地学者来了一二百位。

白天正常开会，晚上，王晓明等人就约在一起，集中进行讨论。

讨论地点就是华东师大的教室。

张闳作为学生（在读博士），在会务组工作，听到了一些小组讨论。

他记得，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陈思和一字排开，在前排就坐，张汝伦居中，临时赶来的许纪霖打横。

这次讨论是要检讨当下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缺失问题。

在这之前，王晓明写信把这事情告诉了当时的《读书》主编沈昌文。

他就和编辑吴彬来上海参加这一晚的讨论，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听，然后就回去了。

回北京的第二天，吴彬就写信告诉王晓明，说他们支持这个讨论，准备在《读书》上连续发表6期讨论稿。

随即，王晓明等人在上海分了五组，在南京分了一组，分别讨论，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陆续寄给《读书》，并在第3期至第8期发表。

主要观点大致是，当时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人格萎缩、批判精神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艺创造力和想象力匮乏等。

持续的讨论文章在《读书》发表后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应，此次讨论的影响由此被推向了全国并很快成为一个“媒体事件”。

国内外报刊广泛转载，日本的报纸也做了报道。

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王晓明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

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

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王晓明现在还有印象的是经济学家樊纲，也参加进了讨论。

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

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回想其当时的讨论，王晓明认为，“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核心议题。

而且，大家往往是‘短平快’的互相回应，并没有深入，都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论战，一年多的时间发表了几百篇文章，不少文章写得相当激烈尖锐，笔战的刀光剑影引人注目，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停留在表面，反而把真问题给忽略了。

”文人笔战：人文精神讨论中的三个插曲在人文精神讨论的过程中，出现过三个小插曲，即“王朔现象”、“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和“二张共鸣”（张承志和张炜），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大合唱中格外引人的声音。

在《旷野上的废墟》一文中，几位讨论者曾举例提到“王朔现象”，认为“王朔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从“王朔现象”和“玩文学”派深受欢迎的背后，更说明“重建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重要性。

这种看法得到知识界较广泛的认同。

但王朔不以为然，1994年，他在《新民晚报》发表《王朔脱离文学界启事》，指责“假崇高道德主义理想主义者”。

王蒙曾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为“王朔现象”辨护。

随后，王蒙对“人文精神讨论”进行了批评，引发了王彬彬与王蒙的论争——“二王之争”。

王彬彬是最初参加人文精神讨论的学者之一。

因为他写了《过于聪明的作家》一文批评王蒙，王蒙则以《黑马与黑驹》一文回应。

王彬彬不甘示弱，索性以“黑驹斋”自许，连发两篇文章以更激烈的言辞反驳。

作家刘心武于1995年在《当代作家评论》第2期发表《高长虹的湮灭》一文，“劝告某些年轻人不要重蹈高长虹的覆辙，以骂名人成名。

”王彬彬又于6月14日在《中华读书报》撰文反驳刘心武。

紧接着，董大中、张扬也先后在该报发表文章，批评刘心武不应该这样对待敢于“犯上”的年轻人。

关于“二王之争”，张志忠认为，双方都不够冷静，属个人意气之争，非学问之争。

王朔在《北京青年报》1995年8月26日，9月7日《文化导刊》四版分期登载《读书人王朔说文坛风云》，指责王彬彬、张承志、张炜等人，使得已趋平静的“二王之争”又起波澜。

“二张共鸣”是这场讨论的第三个插曲。

张承志在1993年《十月》发表《以笔为旗》一文，张炜在1993年3月21日《文汇报》发表《抵抗的习惯》一文，共同表现出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和忧虑，倡导树起精神大旗，张扬理想与信仰。

此后，张承志又发表《撕名片的方法》、《清洁精神》、《撕了你的名片》等文，张炜又发表了《忧愤的归途》、《夜思》、《独语》等，与此同时，韩少功、李锐等作家也纷纷发文呼应。

这批作家围绕“道德理想主义”进行了探讨，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

三四百封读者来信，支持讨论继续下去10余年来，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议论非常多，而最初一批参与者却很少发言，甚至沉默。

在张闳看来，这是因为当初的参与者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而且，此后的发展及其效果也超出了最初的预料，甚至偏离了初衷，所以日渐平静下来。

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

王晓明记得，当时有人告诉自己，说上海陕西南路靠近淮海路的一家商店开张，商店经理照例要说一些套话，其中也有“发扬人文精神”这样的话。

“我还接到了三四百封读者的来信，支持我们继续将‘人文精神大讨论’进行下去。

”1996年，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

到这个时候，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基本接近尾声，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

在知识界，它以一种文化批判延续着，直到今天。

王晓明受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影响比较大，他由之前的文学研究转到文化研究上，就跟这个讨论有关。

大概是在1998年，《上海文学》有过一次关于“市场意识形态”的讨论，可以说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延续之一，话题是围绕“成功人士”这个流行符号展开。

人文精神大讨论过去十多年了，王晓明感觉，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近些年知识界的共识已经越来越多了。

“回过头来看，是‘人文精神讨论’第一次迫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现实的隔膜，也是这一场持续的讨论，以一种强烈的方式，把人文精神恶化的问题，提到了公众的眼前。

王晓明说，其实，大家当年讨论‘人文精神’，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在人与人的利益平衡之外，还能有一种价值认同上的维系。

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要是没有精神的根据，都是被利益追求主导着，那就稍有风吹草动，就要出乱子，非常脆弱，抗不了风险。

（2008年11月5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