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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通”思想与郑樵的《通志》

中国史学的会通思想，自上古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到了西汉，司马迁明确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理论，使得会通思想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理论依据。“会通”一词，第一次在中国史学界被提出就规定了它的历史意义。“会”，就是尽可能地搜集天下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文献，把他们汇集于一部书里面。“通”，是将学问融会贯通，寻找天地万物的规律变化，最终成就属于作者的一家之言。

但是，“会通之义”并不是一开始出现就受到史学家的推崇的。东汉的班固著《汉书》详细记录西汉一朝历史，以《汉书》为代表的断代为史的史学传统被后世史家所接受，以至于《汉书》以后的官方史书都以断代为史作为写作规范。唐代史评家刘知畿在他的著作《史通》中曾经这样评论《汉书》：“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在他看来后一朝替前朝修史，两个朝代之间相隔的时间不远，史料易得，所以以刘知畿为代表的史学家主张修断代史。他们反对修通史，正是因为通史浩翰难读，很难让读者整体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且通史往往涉及上下数千年之史实，而鉴于通史横跨的时间较长，史料在传抄保存时，不可避免的会有所散佚。以此为依据许多史学家并不主张修通史。

“会通”思想直到中唐之后，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兴起，开始被一些有远见的史学家所重视。到了南宋时期，史学家郑樵“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穷五十年之功写成《通志》。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称之为“取三千年来疑问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的以人物为

中心的纪传体中国通史，《通志》从开篇到结尾无不彰显了郑樵对于会通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作为此书提纲性的篇目《通志总序》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阐发会通思想对于史书编纂之重要性的史学思想文章。

郑樵在《通志总序》的开篇明确指出：“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序文从百川归海、殊途同归这些自然规律联系到会通大义，可以看出郑樵将会通思想视作历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正好可以看出他对于通史的高度推崇。在对于历代史学家的评价中，郑樵最看重孔子和司马迁。他认为孔子能够“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同时赞扬将司马迁为“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在他看来，孔子和司马迁是历史上最善于全方位把握会通思想主旨和要义的史学家。郑樵形容孔子“极古今之变”，司马迁“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认为他们二人已经具备了从历史演变进程角度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素养，这是一般历史学家穷其一生也难以到达的境界，而这一素养正是会通思想中最突出、最应该被世人所重视的优势。郑樵在阐述“会通之义”时，着重地提到了孔子和司马迁两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这也说明了郑樵对于司马迁继承发扬孔子会通思想的理解，同时也表明了自己要继承司马迁的优良传统撰写通史的决心。

郑樵作为一位推崇会通之义的史学家，在史学理论上，极力提倡恢复“通史”的写作体例。他主张撰写通史，反对史学界断代为史的风气。从

“会通之义”来说，的确很有独到的见解，也反映了郑樵敢于质疑前人的魄力。为了替自己的理论找一个支撑点，郑樵指出了《汉书》断代为史的不足，即“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他认为班固主观地把西汉一个朝代单独拿出来作为史书的叙述的对象，这样一来中国的历史从周和秦之后就被作者随意的斩断了，这样就无法从历史的进程中找到古往今来的联系。接着郑樵又批评了东汉之后的史学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对于后世的史学家没有发现班固断代为史的缺陷，却盲目跟风推崇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其后，过激的评价“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这种近似于人格攻击的言论正是对于当时史学界“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的遗憾。

虽然郑樵对于班固的评价有失史学家的风度，但是不可否认，“会通”思想是极其重要的，它能够充分发挥出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让史学家丰富的历史观在史书撰写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断地在历史的长河中吸收先辈们的经验教训；让历史学充分发挥正名分，寓褒贬，别善恶的社会价值；让历史学能够更加有利于指引社会舆论的导向，规范百姓与统治者的言行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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