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

农民工：xx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xx文章中国研究点击数：72更新时间：2006-11-29近几年来，“农民工”成了学术界、新闻界和政策研究部门研究的热点。

１９８４年以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乡镇企业，形成了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１９８４年以后，国家放宽了对农民进城的限制，允许农民到城市落户。

于是大规模的“民工潮”出现了。

到９０年代达到高潮。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自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００年间，中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１.３亿人，平均每年５９１万人①。

据南方网讯有关调查预测，今后１０年我国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１.７６亿，预计今后２０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将达３亿。

这个数字令人忧心忡忡。

农民进城市本是为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服务，可是由于某些体制问题使得农民工的处境相当的艰难，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等等，我们把这些问题统称为农民工问题。

究竟是控制农民进城，抑或是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又怎么样使他们融入城市的生活？这都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xx农民工的产生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农民户口，但他们又从事着非农产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的生活。

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既不是真正的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工人。

于是众多的学者们就干脆给了他们一个有概括性的名字：“农民工”，或者是“边缘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城市农民工的来源。

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会涌入城市，有若干理论可以解释：经济学上，有著名的“推拉理论”可以解释：由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农村土地的边际生产效益递减，从而对剩余劳动力产生一种“推力”；而城镇由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发展相对有利，从而产生一种“拉力”。

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

在政治学上，有一种“‘压力型’模式”②可以解释：由于行政化村治对村庄经济资源的过度汲取，对农民产生一种“压力”，从而使农民不得不到社区以外去寻求生存，而城市是最好的选择。

在社会学上，笔者认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加以说明：马斯洛将需要分为五级，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受人尊敬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如图１）③。

马斯洛认为，在特定的时刻，人的一切需要如果都未得到满足，那么满足最主要的需要就比满足其他需要更迫切。

只有排在前面的那些需要得到满足才能产生更高的需要。

而且只有当前面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后面的需要才显出其激励作用。

随着农民在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他们必定会想到更好的地方去谋求更高的发展，而这个去处的最好选择便是城市。

因此，城市农民工的产生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

在此过程中，农民工一方面为工业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户籍制度和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农民工的出现又使城市从此潜伏着不稳定的因素，城市农民工自身的处境更是令人不安。

城市农民工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④。

但何谓弱势群体？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所谓弱势群体（Vulnerable groups ），应该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难以像正常人那样去化解社会问题造成的压力，导致其陷入困境，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或阶层。

”④根据这个定义，弱势群体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而城市农民工完全具备这些特点。

一、经济上的贫困性。

经济上的贫困性决定了弱势群体生活质量的低下性和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性。

２０００年暑假，笔者在京珠高速公路湖南岳阳段的建设工地上工作了一个月（我自己想锻炼一下自己），和那些农民工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当然我的活儿要轻些），对农民的收入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他们那些出来打工的都是在家没事干了，出来能挣一个钱就算一个钱，不管多少。

我的工头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强壮男人，他是湖南湘潭人，家里就他一个劳动力。

我们的工资是２０元钱一天，包括工头在内，可是他每天还要花６元的伙食费，剩下的钱就很少了。

他们吃两元钱还恨太贵了，要不是老板直接在他们的工资里面扣钱，他们恐怕还吃得少些。

二、被排挤于主流文化之外，低于社会认可的一般生活水平。

我们日常所见的城市农民工，大多数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与他们所在谋生城市的居民有着很大的不同。

衣着方面，因为与他们所从事的各种粗、重且脏的活计有关，农民工的衣着一般都极为简朴甚至粗陋。

居住方面，农民工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农居点，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则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内，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种建筑废料搭建的棚屋内，农民工居住条件的共同特点是：居住拥挤、采光和通风条件较差、潮湿、蚊蝇滋生，往往成为城市中的卫生死角。

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在城市中的开支，农民工的饮食一般比较简单，他们是农贸市场的低档菜蔬和街头路边饮食摊档的主要顾客。

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他们是旧自行车的主要销售对象，在所有的城市中都极为普遍且令人头疼不已的自行车失窃现象也往往与他们有关。

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这种原始、简单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从住处到工作地点再到住处的循环过程，与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去甚远。

三、它的成因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可能是客观的或自然的，也可能是主观的或人为的。

前者如生理缺陷，生产技能低下等；后者如他人的歧视等。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的结果显示，认为农民所受到的歧视很严重，非常不应该的竟占了８８.４５％，参加调查的人数为３５８５人。

虽然这个对象只是网民，但其比率之高也足可以看出农民受歧视的严重性。

先不说别的，只是在对城市农民工的称谓上就可略见一斑。

在很多城市，农民工被称为“盲流人员”。

何谓“盲流人员”？《现代汉语词典》８５３页说得明白，盲目地流入到某地（多指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就叫“盲流人员”。

这不是歧视是什么？这还是客气点的。

更有甚者，“草灰”、“乡巴佬”之类的“美名”都冠到了农民的头上。

城里人嫌农民工穷，农民工进饭店、宾馆、商场和各种娱乐场所通常都遭遇城里人的白眼。

城里人又嫌他们不卫生，公共汽车刹车的时候农民工不慎碰人家一下，就极有可能被骂为“脏鬼”。

城里人把他们当小偷来防范，公共汽车上有人丢了钱包，只要失主周围有农民工模样的人，他总是首先被怀疑，结果往往是被送到派出所打一顿。

辱骂、殴打农民工的事件，恐怕每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只是他们不相信城里的警察，不去报案而已。

在这种种非人的歧视下，农民工的自尊心普遍都麻木了。

在他们的眼中，城里人既不是因为比他们品行高、能力强、能吃苦或肯节约才比他们有钱的，也不是因为运气好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才比他们有钱的，而仅仅因为他们是城里人就可以少干活、不干活还比他们活得好，并且常常欺压他们。

总之，城市农民工在奔向小康社会的路上实在受了太多的歧视和不平等：在就业方面，城市制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３D 工作留级民工；具体到企业层面，农民工与城市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大量存在，而且他们不能享受相应的保障和福利；此外，“黑职介”，“黑学校”，“欠薪”等问题也像幽灵一样时时出现在农民工面前。

对歧视的终极反抗：犯罪农民工内心积聚了太多的苦，太多的怨，但是，由于我国法制的不够健全以及社会上对农民工的歧视，使得他们对正当的体制内的保护已经失去了信心。

他们先是忍，忍不住了就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发泄出来，这便是犯罪。

农民工之所以走向犯罪，笔者认为社会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农民工本是老实本分的，但是外界给他们的压力太重了，以致于他们践踏法律的尊严。

著名的意大利心理学家菲利在他的《犯罪社会学》中把犯罪原因分为人类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同时他还认为，任何一种犯罪行为乃至整个社会的犯罪现象都是上述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因素尤为重要。

城市农民日工所具有的“弱势群体”的特点也就预示了犯罪的可能性。

首先，在经济上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平导致了农民工心理的不平衡，造就了他们“边缘人”的地位，为犯罪埋下了种子。

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财富的分配不均。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试图在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经济也有不少的弊端。

市场经济时期则不同，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这样一来，弱势群体就处境比较艰难，而强势群体则处境比较有利。

早在１９世纪英国的斯宾塞就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申到人类社会，认为“社会发展也是一个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⑦。

作为一种理论，他这种观点本无可厚非，然而他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社会学，并把生存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则完全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本质差异。

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赫胥黎在他的《天演论》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市场经济固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它也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平。

这是其一，经济上的原因。

为他们犯罪提供了土壤。

其次，文化上，由于农民工被排挤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亚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在他的《社会行动结构》一书中，将社会不同的结构层次的统一运作称为“社会连续统”，在人类行为系统中他又构建了三个不同的行动系统模型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

文化系统是指“意义和价值的广泛的符号模式”。

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当人们难以得到每个角色对应的报酬时，即角色参与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

通俗地说，就是城市农民工总是被排斥于社会主流文化之外，他们的心理已经异化或不堪承受压力，他们再也不愿意扮演低下的农民工这种角色了，他们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于是便采取最直接的方法，那就是犯罪。

另外，他们自己的亚文化也导致他们犯罪。

在青年犯罪团伙中常常存在这种思想：拦路抢劫并可以逃脱罪责是本事，吃喝享乐是时髦。

他们认为不做坏事才不正常。

并且这种亚文化也有相当的传染性，如果控制得不好的话。

因此，文化因素是农民犯罪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由于农民工社会地位金工下，且受到各方面的歧视，他们的人格受到了伤害，以致于价值标准发生了分歧，最终采取报复。

总之，城市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要远远高于个人原因。

为什么农村的犯罪率一直低于城市，而农民工一到城市犯罪率就上升呢？农民工的保障太少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太多了。

他们的求生本能要他们这做。

农民工问题怎样才能解决？既然如前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是不可避免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必然要求，那么，毫无疑问，我们要做的就是个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使他们获得同市民同样的地位，给予同样的社会保障，消除社会对他们的歧视。

但是，问题是中国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所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那么，我们必须从根本做起。

１，取消二元户籍制度，实行一元户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