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井村：为乡村记忆存档

沙井村：为乡村记忆存档

作者：鄂璠

来源：《小康》2014年第07期

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被历史论断。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史庆芬说，只要把最真实的沙井小村村民生活及历史事件呈现给广大读者，她写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在孟德拉斯看来，从‘小农’到‘农业生产者’或农场主的变迁，是一次巨大的社会革命。当前沙井村的农民，无论在生产方式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上终结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就业方式。”

这段论述并非某位专家、学者赴沙井村考察、调研后的论文成果，而是出自沙井村一位普通村民的笔下。

为了写《沙井村的变迁》这部书，已过花甲之龄的史庆芬特意拜读了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著作《农民的终结》，在李培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翻译这部著作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个时段，对于中国来说，农民的终结还是个遥远的话题，那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30%，有七亿多靠耕作生活的农民，甚至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农业贫困人口。

但20多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史庆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把沙井村的就业人员大致分为了经商、服务业、财产管理等七类，她在书中写道：从传统的农民转变为职业工人，这种“巨变”所形成的城市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变成现实。

村民眼中的城镇化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仁和镇西北方向的沙井村，正史寻不着出处，史庆芬在《沙井村的变迁》这本书的前言中介绍道：沙井村因村南一眼水井而得名，在旧村改造时水井早已被填埋了，据村内老人们讲，沙井村有300多年的历史。

历史是厚重的，“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人人都在论断历史，而人人又被历史论断。我们图解了历史，而历史是最不能被图解的。它的色彩，不可能用三色、六色甚至是十二色概括出来，再丰富多彩的颜料，也难描尽历史的真面貌。”史庆芬说，只要把最真实的沙井小村村民生活及历史事件呈现给广大读者，她写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厚达461页的《沙井村的变迁》共有40余万字，分为七十个章节，从沙井村的由来到解放前沙井村的经济状况，从1950年沙井村的土地改革到2003年沙井村争创“文明富裕村”，以及党组织发展工作、人口普查、出土文物、“村账镇管”、应对“非典”等等大事小情，都被史庆芬一一记录在书中。

在“前言”和“后记”中，史庆芬提到了同一个“重大事件”——1998年、2003年先后两次实施的旧村拆迁改造。“昔日的平房、街道、炊烟已被今日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作为见证人之一的我，也有责任记录下这片热土所发生的一切。”接受《小康》采访的地点，恰好在史庆芬笔下的“这片热土”上，史庆芬告诉记者，2008年，沙井村所有村民楼房回迁完毕，村民们全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楼房。“小村的最大变化，就是告别了砖瓦房和土坯房，住进了宽绰明亮的楼房。2.9米高的房间，雪白的墙壁，透亮的玻璃窗户楼房，两居、三局户型全，有线、宽带、暖气设施齐备，水、电、天然气一户一表，暖气享受区政府及村委会补贴，每平方米农户只拿4元，环保节能，高层楼房全部设有电梯。”史庆芬说，她正是在石景苑小区的新房里完成了《沙井村的变迁》这部书的写作。

喜悦之余，史庆芬没有忘记“写作因冷静而出彩”，尤其是写历史，更要保持客观，于是，她尽可能多地“采访”村民，听大家讲变化、谈感受、说希望。在书中的第六十九章节，史庆芬集中写了“通过旧村改造，村民对城镇化的重新认识和再思考”。

村民眼中的城镇化是怎样的？史庆芬将大家的感受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集中化，“在这片土地上，是人口、生产要素、居民生活的集中过程，没有集中化，就没有城镇化。”二是公共化，在村民们看来，“这是城镇化的本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区别的地方，就在于公共化程度的不同。”三是便利化，“生产、生活的不便利，是传统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村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便利与舒适。四是人性化，“城镇化的过程是人们在更大程度上摆脱自然束缚的过程，也是更大程度上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

历史可能被表达，也可能被掩盖，史庆芬一直要求自己做到让历史尽可能接近真实。因此，她同样认真地把城镇化进程中村民们“不太满意”的地方也记录下来：沙井村从2003年启动拆迁到2013年已经十年了，直到现在，原址的建筑及绿化等方面还没有完善，公共空间的各项设施还没有到位。

受“老外”启发写村史

从解放初期的贫穷与落后到今天的繁荣与进步，沙井村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写进“历史”之中了。史庆芬坦言，她最初萌生写村史的念头，还是受到了外国友人的启发。

出生于1945年的史庆芬原本是顺义区高丽营镇东马各庄村人，1968年因与仁和镇沙井村的杜槐结婚而迁入沙井村，自此在沙井村担任主管会计、妇女主任、村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职务，直至2007年9月辞职。

在她印象中，中外专家、学者们几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对沙井村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研究，“他们经常来，每次的调查都非常细致，细到每家每个月的收入、开支，当时耕地多少、都种了哪些作物，等等，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先后来了十几批人，小小的沙井村就这样多次出现在了一些知名学术著作当中。”

每次看着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认真记录着交流数据，史庆芬就想，沙井村的经济发展史在国际学术研究方面一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虽然外国友人对沙井村的变化感兴趣，但他们只是看到了一小部分，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真正有发言权，那我们自己为啥不把沙井村的历史记录下来呢？

怀着这样的想法，史庆芬从1996年就开始“悄悄地”做准备了，在积累资料的过程中，她利用业余时间走村串户，先后拜访了50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对沙井村解放前后的经济状况和解放初期农村在党领导下开展的一些大事做详细了解和深入挖掘。

沙井村计生专干、后勤工作人员李凤鸣在那个时候，还并不知道史庆芬的写作计划，但她发现，无论是开会还是去其他地方干活，史庆芬都随身带着一杆笔和一个笔记本，不管村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会赶快记下来。

转眼间就过去了11年，2007年9月，史庆芬向党组织提出辞职，谈及辞职的原因，她说一来是年岁大了，二来是希望圆一个梦。

在李凤鸣的记忆中，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她第一次听说史庆芬有写村史的打算，不过当时史庆芬并没有把话说满，她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精力上如果允许”。

在村委会工作的39年间，做事认真的史庆芬一直很忙碌，好不容易可以赋闲在家了，她却要写书，大女儿杜爱军和二女儿杜爱红都不太理解，史庆芬只好耐心地给她们讲过去村里的故事，希望能够感染她们，并把自己在这些年间精心保存的资料拿出来，告诉她们如果不写出来将十分可惜。

赢得了家人的支持后，从2008年开始，史庆芬一边调整精神状态，一边整理积攒的村史资料，入户座谈搜集核实所需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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