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技术关系的思考

浅谈科学、技术与现代生活

科学指发现、积累并公认的普遍真理或普遍定理的运用、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其包含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技术指在劳动生产方面的经验、知识和技巧,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19世纪以前，科学与技术平行发展，两者相互分离，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及技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形成了一个新的词语——科技。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也已深入人心，在现代生活已经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科学、技术与应用

科学是对无知的探索。技术是对科学，即自然知识的应用。[1] 科学的任务是通过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揭示自然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目的在于认识自然。技术的任务是通过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目的在于改造自然。科学之轮不停地转动，但是科学成就仅仅沿切线方向把少量动力传递给技术。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在现代，一方面表现为密不可分，几乎被看作是同一范畴；另一方面二者的任务、目的和实现过程不同，在其相互联系中又相对独立地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

科学中有技术，如物理学有实验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如杠杆、滑轮等也具有力学的性质。技术产生科学，科学也产生技术，著明的例子如射电望远镜的发明与使用，产生了射电天文学。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原理，1883年人类发明了发电机。1862年发现内燃机原理，1876年生产内燃机。人类社会的进步伴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技术的发展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应用研究也是一种旨在获取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具有独创性的研究。但是，它主要是朝着一个特定的目的或目标进行的。应用研究将想法变成常规的东西。”[2]

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技术的变革，技术的发展又影响着实际生活。我们现在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绝大部分都是不同时代的科技产物。譬如电灯，比起古代用油灯、点蜡烛的时代，不就是科技的产品吗？日常生活中的科技产品随处可见：冰箱、电视、微波炉、热水器、电脑、手机等等。只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些产品普及了，我们对他熟悉了，或许有更好的、更便捷的了，便忘记了它过去的辉煌。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对国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作用。一个国家的航天水平决定国

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综合国际水平，更深层次的影响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国防安全等等。从近代的小米加步枪，到现在的坦克和航母，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神五”、“神六”到“神十”，哪一样不是科学的发展，应用于实践的结果。

科学、技术与社会

社会科学家对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考察，已进行了好几代人的努力，人们期望能出现某种一致公认的范式，能形成某个关于技术本质以及关于技术文明发展方向的共同尊重的知识载体。但事实是，人们不得不惊讶地发现，在解释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两种情况可以说明这些见解相距何等之遥。一方面是那样一些人，他们相信技术上的革命性变化正开创一个黄金时代。按照这种观点，自动化、计算机控制与全球性工业文明将结台起来，为绝大多数人创造一系列富饶的生存条件。遗传工程和医学的突破将延长人类的寿命、消除种种严重的疾病和残疾。随着机器将人类的生产力提高、并大大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贫困将逐渐消失。所以，科学与技术的连锁革命应该受到欢迎和鼓励，因为可以说正是这些革命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富足的时代。一般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已故的卡恩，尽管还有其它许多人信奉或接受它。

另一方面是对技术社会的严苛的批评家，他们断言技术已经失控，工业文明的副作用正在引起大规模的环境破坏，权力阶层利用技术统治和剥削大多数人，人类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和心理影响下已经越来越向机械化和非人性化。对这种观点作出经典阐述的是埃鲁尔，芒福德等人。

也许我们不该为此类争论感到惊奇。但是，关于同一现象竟出现如此南猿北辙的解释，是需要有所说明的。我们可以说，这些意见分歧是导源于选择不同研究技巧和不同思维方式的结果而不予理睬，或最好将它们归因于背道而驰的假设的造型机能。从而不难说明，象卡恩、埃鲁尔这样的思想家之所以意见分歧，是因为他们关于人类本性技术以及美好生活的假设截然不同。然而，发生意见分歧的不光是这些思想家即使在这个领域的其它研究人员中也几乎不存在相同的基本观点和一致看法。倘若这仅仅是学术争论，我们可以欢迎观点上的多样性，视其为充满活力的象征，而且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如此。但是，技术的总的社会影响绝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或是从多种前景中任选一个的游戏，而是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意义深远的长期规划的关键要素。因而那些试图理解并解决眼前问题的周行可能没有闲功夫象中国人说的那样，让“百家争鸣”。

因此，有关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研究显然不仅对其实践者，而且对更广泛的受到直收社会压力影响或认识到技术变化的历史结果的普通百姓说，也是重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经过一段研究的“蜜月”时期后一无所获，正开始转向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家寻找指导，坚信一定能找到某种驯服科学和当它应用于更基本的认识论问题时才最有技术的方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思想家发现他们自己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帮助，因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投有摆脱定义和解释上的困境。[3]

从中国的科学技术角度看“李约瑟难题”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讨论的“李约瑟难题”。其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为什么公元16世纪之前，在技术发现、发明领域，中国成果之多，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有资料证明：公元前6世纪一—公元1500年间，世界上重要的创造发明计298项，中国占173项，而世界其他国家才占125项。）或者说，为什么16世纪之后，现代科学于欧洲诞生，而不是诞生于技术原本领先的中国?

中国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近代以后技术却十分落后。一味的强调经验并不能使我们长久地保持科技的领先。众所周知，基础科学是一切科技持久发展的源泉，罗素就认为“没有希腊人创立的几何学,近代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纵观我们国家古代的重大科技贡献，无不是来源于感官的经验的总结，极其缺乏科学上的逻辑推理等。因此过于实用化的重技轻科使我们最终落后。长久以来，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儒家文化，虽然期间佛道两家也对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不足以撼动儒家的正统地位。而儒家文化强调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虚玄、无用的学问。这种脚踏实地、注重实效的治学理念固然有其明智的一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但也不乏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局限。在中国古代官本位的思想下，最有用的就是可用来考取功名的四书五经，因此没有人会去研究科学；而知行合一往往会限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更加偏向于实用化的技术。儒家讲究等级观念，它一方面限制了中国民主的发展，而民主的环境才能最大程度上激发出人们的创造性；另一方面，等级观念也造就了中国的官场文化，形成了著名的官本位，于是乎中国的杰出人才大都热衷于考取功名，好光耀门楣，而那些一直在从事技术活动的工匠们则处于朝不保夕的地步。儒家的中庸之道对于中国人探索自然也是大大不利。杨振宁指出:“中国哲学里的中庸之道我认为对科学是不利的。欧几里得的精神之一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庸之道与这种精神是相背的。”最根本的是，儒家思想强调“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