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丘濬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地位

【古代文学论文】丘濬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地位丘濬的文学创作成就及其文学地位

丘濬是明成化、弘治朝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一生政绩显赫，着作等身，其《大学衍义补》闻名海内，世人赞誉颇多，被称为明代“中兴贤辅”、“理学名臣”和“有明一代文臣之宗”,今人也誉之为海南四大才子之一。他对推动明中期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历史人物。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丘濬研究出现热潮，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丰厚，唯文学领域对之关注较少。其实，丘濬雅俗文学皆擅，作品众多，又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主政科考，延揽新人，对当时文坛影响较大，四库馆臣评丘文: “然记诵淹洽，冠绝一时。故其文章尔雅，终胜于游谈无根。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诸作者之列焉。”[1]

黄佐评其文学成就: “其经筵之启沃圣心，国史之阐扬谟烈，奏议章表之论思献纳，经纶匡济，可谓丽正之臣矣。诗赋颂箴记序论说志铭之作，则出其余绪者也。至于柄文衡造多士，词章骋浮靡者必斥，虚寂立门户者必辩，一时士风翕然顿变，公之有功文教也大矣。”[2]

丘濬算得上成化、弘治朝文学大家，全面梳理、科学评价丘濬的文学成就，有助于拓宽现有研究视野，弥补缺憾。

一、丘濬的文学思想

丘濬一生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景泰、成化、弘治八朝，而人生成就主要集中于后三朝。景泰五年进士及第后，他长期供职翰林院，成化十三年，升任国子祭酒，二十三年升礼部尚书，弘治四年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制诰，典机务，开明代以尚书入阁者先河，七年，升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生活的阶段正是百年台阁体盛行的时期，其本人也是馆阁重臣，因此文学思想没有跳

出台阁体樊篱。但作为台阁体后期大家，针对“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啴缓之音”之失，他提出一些救拯之道，其文学思想也有一定价值。丘濬没有专门的诗文理论着作，其文论散见于一些诗文杂着之中，门人蒋冕曾将其相关言论集编成《琼台诗话》二卷，可惜今已失传，我们只能再从诸着作中零星加以梳理、考察。像其他台阁体作家一样，政教文学观是丘濬文学思想的核心，具体表现在不同方面。

一是强调文学的载道致用功能。丘濬是成弘间积极倡导明体达用的大儒，一生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有“中兴贤辅”之称，其思想上求真务实的意识浓厚，因此论文强调载道致用功能。他认为“则是《诗》之为用，可以达政事、备问对、资言谈可见也”[3]卷七十四,在历代诗歌评价中，对《诗经》的《国风》评价最高，认为“《诗》有三经，首之以《风》。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诵之者则一方民情之好恶、风俗之美恶，得以考见”[4].并批判“非若后世骚人墨客流连光景之作，顾于民情风俗有关于天理民彝、可以为世教助者，漠如也”[4].由此可见他秉承传统儒家政教诗学观，重视诗歌的世教功能。他赞赏当朝钟太守诗歌: “以其益得推诗之用以见之为治，使民晓然知诗在天地间果非无益之空言，是则可喜耳。……广诗之用，以导化邦人，感发其善心，宣导其湮郁，以厚人伦，以

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5]

强调诗歌的“厚人伦”、“美教化”,以达民风淳朴、天下太平之效。丘濬反对华而不实的无用之文: “世之作文者，类喜煅炼为奇，不究孔子词达之旨; 或剽窃以为功，不识周子文以载道之说。虽有言，无补于世。无补于世，纵工奚益?”[6]在其诗文实际创作中，也较好贯彻明经致用的指导思想，程敏政云: “公每谓作文必主于经，为学必见于用，考古必证于今。”[7]

可见载道致用是丘濬文学思想的基本点。

二是倡导平易正大文风。作为台阁体文学后期的主将，丘濬提倡平和正大的尚质主义文风。成化五年，丘濬被委任为京试的读卷官，成化十三年，丘濬任国子祭酒，直到成化二十三年，他利用主考或考官身份完善科考制度，整顿科考文风，他上书《会试策问》对当世流行的奇崛险怪文风进行激烈抨击: “我朝崇儒重道，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学，教人取士，一惟经术是用。太宗文皇帝又取圣经贤传，订正归一，使天下学者说诵而持守之，不惑于异端驳杂之说，道德可谓一矣。然至于今，风俗犹有未尽同者，何也? 囊时文章之士固多浑厚和平之作，近或厌其浅易而肆为艰深奇怪之辞，韩、欧之文，果若是乎? 议政之臣固多救时济世之策，近或厌其循常而过为闳阔矫激之论，陆、范之见，果若是乎? 至若讲学明道，学者分内事也，近或大言阔视，以求独异于一世之人，程朱之学，果若是乎? 伊欲操觚染翰者，主于明理而不专于聘辞; 封章投匦者，志于匡时而不在于立名; 讲学明道者，有此实功而不立此门户，不厌常而喜新。各矫偏而归正，必使风俗同而道德一，以复古昔之盛，果若何而可?”[8]

他将当世学人分成文章之士、议政官员、理道之人三类，认为三者文风各自存在“艰深奇怪”、“闳阔矫激”和“大言阔视”的弊端，丧失了洪武、永乐朝的浑厚和平之风，其根源在于经学整理和教育的不足，要求重倡经术，才能“各矫偏而归正，必使风俗同而道德一”,这也是他后来作《大学衍义补》的主因。针对当时经生盛行的文胜于质的奇崛险怪文风，他主张效仿“孔子因时人文质之偏而欲救其弊。

盖欲损文之过于质者，以就文质之中也”[3]卷三十七之法，意欲通过文质关系的重新调整，重振台阁体尚质文风，他特别推赏司马光的简易质实文风: “以文论人若司马文正公，文名虽不及欧苏，然心术正、伦纪厚、持守严、践履实，积中发外，词气和平，非徒言之为尚也。”[9]

倡导恢复平易正大的台阁文风与其作为台阁重臣的身份吻合，足见他是成弘间台阁体文学的重要作家。三是论文主“理”、“气”.作为理学名家，丘濬散文创作理论与前贤大致相同，强调“理”与“气”的结合: “词章以达意，训诂以解经，儒者固不能外此以为学。但肆意于枝叶之文，而不根乎义理，局至于言语之末而不求夫道理，则不可也。”[3]卷七十二认为义理是文章之根，修辞为文章之末，写好文章关键在于“养气”、“明理”: “是故人有所养，而学无异习。其气既充，其理既明，故发为文辞，足以达志意，畅情性，纪事功，而留于天地间以为不朽之传。”[10]

这与大多古文家的见解相同，并无多大新奇之处。

四是论诗主“天趣”,认为“学力”不及之，“后世举业兴而诗道大废”.在诗歌创作论方面，丘濬认为诗道贵在自然天成，来之学力不如得之天趣:“三代以前无诗人，夫人能诗也，太师随所至，采诗以

观民风，而系国以别之，方是时，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匹夫匹妇率意出口皆协音调，可诵可歌，自夫子删三千篇以为三百五篇后，诗始不系于国而系于人，夫人不皆能诗也，诗道于是乎始晦，自时厥后，诗不出乎天趣之自然，而由乎学力之所至，有一人焉，本学力而积久习熟，以几于化诗非不工也，然比之得天趣之自然者，则有间矣。”[11]

在他眼里，《诗经》得之天成，故成就最高，后世诗歌学力渐增，诗道却日降。他还认为举业对诗歌的发展也为害巨大: “呜呼，秦汉以来之诗变至于唐，极矣，唐一代以诗取士宜乎，名世者为多，然而着名者仅二人焉，而不出自科目，宋人取士初亦沿唐制，其后专用经义，诗道几绝，间有作者非但无三代风，视唐人亦远矣，国初诗人生胜国乱离时，无仕进路，一意寄情于诗，多有可观者，如吴中高杨张徐四君子盖庶几古作者也，其后举业兴而诗道大废，作者皆不得已而应人之求，不独少天趣，而学力亦不逮矣。”[11]